nbsp;但李先生算的是另一笔账：电视机的核心部件显像管，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只，而三星通过与韩国电子研究所合作研发，可将成本降至8美元/只。
李先生开始带领企业从粮油纺织的传统产业向技术型高附加值的半导体电子设备产业进军。
为突破技术壁垒，三星采取“逆向工程+专利交叉授权“策略。1974年，他们拆解了100台日本电视机，绘制出3000多张图纸，成功仿制出兼容的显像管。
1977年又与美国rca公司达成专利共享协议，获得彩色电视机技术授权。到1979年，三星电视机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在东南亚市场击败了松下等日本品牌。
更关键的布局发生在半导体领域，在美国硅谷考察中，三星高层敏锐嗅到未来将是电脑的时代，人脑劳动将被电脑代替。
1974年，李先生投资5000万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当时韩国连硅材料都无法生产，他采取“蛙跳策略“：跳过低利润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初代产品，直接研发16kdram。
5000万美元的投资在当时亚洲每个国家都算是孤掷一注的大手笔，李先生决定采取以其它产业盈利来供养半导体工厂生存的战略，来憧憬三星的未来。
1983年，三星成功研制出64kdram，虽然比英特尔晚了4年，但通过将芯片良率从10%提升至35%（行业平均为20%），迅速占领中低端市场。
1988年，三星半导体的营收突破10亿美元，奠定了其全球存储器霸主地位的基础。这种对技术研发的持续性资本投入，成为三星在电子产业崛起的关键。
韩国李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成功，整整影响了三星后续50年的辉煌，电脑/手机/芯片/显示器/存储器畅销全世界，成为亚洲it技术的代表。
三星身后，一群韩国财阀企业冒出，开始勇敢参与全球lng造船业/基建工程/家电/汽车/半导体/机械重工多领域竞争。
香港/新加坡/韩国李家崛起的同时，台湾也抓住了发展机遇。
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正处在起飞阶段，恰好赶上了西方国家的第三次科技浪潮，这场变革的核心是电子计算机。
美国和日本的电子产业几乎在这同一时期迅猛崛起，两国都急需找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来建立生产组装基地。虽然日本电子产品更新速度飞快，种类繁多，但美国对其施加了不少限制。
台湾趁机就近给日本的电子产品组装提供代工基地。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蒋经国先生分析认为台湾的工程师和技工数量明显比香港和新加坡多，土地面积也大几十倍，非常适合兴建产业园集群和工业基地。
蒋先生就抓住发达国家人工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这个契机，在台湾大力倡导代工产业，从鞋类/服装/塑胶/家电/半导体设备组装/船舶运输起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涉及全球半导体产业最核心的圆晶芯片代工。
台湾成为世界代工的新名词。
1975年年底，刘秀已经兑现了1955的君子协定20年不能出国，他可以自由出国考察了，但当时中国还处在敏感时期，私营企业家出国观察，政策不允许。
就拖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门正式打开，当年12月30日，刘秀与蔡洁夫妻俩如脱笼之鸟，坐飞机几乎把世界旅游考察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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