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进公社办公室时，江奔宇指尖刚抚过最后一本台账的尾页。泛黄的纸页被岁月浸得发脆，上面用蓝黑墨水写就的字迹工整利落，从每一笔渔获的种类、数量、分拣损耗，每一户渔户的出工天数、工分核算，都记得清清楚楚。周老根下午把这摞账本送来时，粗粝的手掌在账本上摩挲了许久，那句“咱渔村的家底都在这儿了”，此刻还在江奔宇耳边回响，沉甸甸的，裹着渔民们半生的生计与托付。
煤油灯被他拨亮了些，昏黄的光晕驱散了屋角的阴冷，把账本上的数字映得愈发清晰。江奔宇从帆布公文包里掏出那本磨破封皮的笔记本，翻开密密麻麻的副业案例，将台账数据与案例经验逐一对应，笔尖在纸上飞快滑动，时而停顿核算，时而标注补充。他先把东渔村近半年的渔产数据摘出来：花蛤日均捕捞320斤，分拣损耗率达18%，多因混装挤压、无保鲜措施导致；缢蛏日均280斤，被小贩压价至每斤1分8，远低于县城供销社的收购价3分2；黄花鱼等近海鱼类产量不稳定，遇风浪便颗粒无收，且上岸后最多存放两天就会变质，只能低价急售。
“看起来多，人多分下去就少了。损耗太大，渠道太死，模式太旧。”江奔宇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这行字，指尖敲着桌面陷入沉思。蹲点码头时看到的景象历历在目：渔民们凌晨出海，正午顶着烈日分拣渔获，优质贝类与杂鱼混堆，小贩们仗着垄断权肆意压价，辛苦一天挣的工分连半斤白面都换不来。周老根说的“怕冒险”不是空话，前几年张干部的养殖闹剧，本质是只懂喊口号、不懂算细账，如今他要搞合作社，必须把每一步都算透，把风险降到最低，才能让大伙真正放心。
他顺着思路往下梳理，合作社的轮廓渐渐清晰：以红阳公社为依托，先整合东渔村全部渔户资源，避免分散经营被小贩拿捏；公社统一向县里申请保鲜盐、塑料薄膜，指导渔民按品类分拣渔获，用薄膜密封、盐渍保鲜的方式延长存放时间，把损耗率控制在5%以内；再盘活万亩闲置滩涂，挑选水质肥沃、地势平缓的区域，组织渔民养殖花蛤、缢蛏等易存活、市场需求大的贝类，统一投放苗种、统一管理养护；最后由公社对接上级供销社，绕开本地小贩的垄断，按供销社收购价成交，收益按“工分+养殖投入”分配，多劳多得，彻底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
为了让构想更具说服力，江奔宇连夜核算收益预期：按现有捕捞量，若损耗率从18%降至5%，每日可多留存近60斤花蛤、40斤缢蛏；对接供销社后，每斤花蛤可多挣1分4，缢蛏多挣1分2，仅这两项，全村渔户日均工分就能增加30分；再加上滩涂养殖的额外产出，年底工分翻倍绝非空谈。他把这些数据逐一誊写在报告上，又补充了风险应对措施：苗种从县农业局统一采购，降低成活率风险；保鲜物资先申请扶持，减少公社资金压力；养殖由党员带头试种，成功后再全面推广。
天快亮时，煤油灯的灯芯烧得只剩一小截，江奔宇才把报告整理妥当。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窗外的天际已泛出鱼肚白，码头方向传来渔民们出海的号子声，沙哑却有力。他把报告和台账小心翼翼地锁进抽屉，心里清楚，这只是第一步，合作社的构想要落地，还得过公社干部这一关——红阳公社的干部里，既有固守旧观念的保守派，也有与小贩暗中勾结的既得利益者，这场会议注定不会顺利。
上午十点，公社会议准时召开。会议室里的旧木桌被擦得发亮，桌面刻着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多年来办公留下的痕迹。墙上的“抓革命，促生产”标语虽已褪色，却依旧透着庄严，十几名公社干部围坐桌前，穿着清一色的旧中山装，有的袖口打了补丁，有的领口沾着墨渍，手里或攥着钢笔，或捏着烟袋杆，眼神里满是对这场会议的好奇与审视。
江奔宇把报告和核算数据摊在桌上，先简单复述了近两个月蹲点码头、走访渔户的所见所闻，讲了渔民们被小贩压价的无奈，讲了渔获腐烂浪费的可惜，讲了周老根交出台账时的嘱托。“各位同志，红阳守着万亩滩涂、一片好海，本该是块宝地，可渔民们却守着金饭碗要饭。”他的声音沉稳有力，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梳理了东渔村的渔产台账，也结合外地的副业经验，草拟了合作社的构想，就是想让大伙抱团取暖，打破小贩垄断，盘活闲置滩涂，让渔民们多挣工分，过上好日子。”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炸开了锅。公社副主任刘建国率先皱起眉头，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语气带着明显的质疑：“江主任，搞合作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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