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风已带起些凛冽的寒意,尤其是清晨的滩涂,潮气裹着冷风往人骨缝里钻。
江奔宇从县里拉回的保鲜盐、塑料薄膜和编织袋,被整齐堆放在公社办公室的屋檐下,青灰色的薄膜在风中微微作响,像一面预示着变革的旗帜。
这些物资虽不算充裕,却是合作社起步的全部家当,也是江奔宇跑断腿换来的希望。他很清楚,物资到位只是第一步,要打破渔民们对“新法子”的恐惧,要撬开旧观念的枷锁,必须靠党员冲在前面——只有党员带头试错、带头实干,才能让观望的渔民放下顾虑,让合作社真正落地生根。
动员会定在公社办公室,消息提前一天由周老根通知到了每个党员家里。这天一早,十几名党员陆续赶来,有鬓角染霜的老党员,也有二十出头的年轻党员,穿着清一色打补丁的粗布褂子或中山装,脚上的胶鞋沾着滩涂的泥浆,手里或多或少攥着烟袋、锄头,神色里混杂着好奇、犹豫与戒备。
办公室里的旧木桌擦得发亮,桌面刻着深浅不一的划痕,墙角的煤炉余温尚存,却暖不透满屋的凝重。江奔宇把合作社的规划书、收益分配细则铺在桌上,又拿出从县农业局借来的贝类养殖手册,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沉稳却带着分量:“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跟大伙商量合作社养殖的事。具体的规划、工分怎么算、风险怎么担,我都写在这上面了,先给大伙念一念,有疑问随时提。”
他逐字逐句讲解着方案:先划出三亩肥力最足、地势最稳的滩涂作为试验田,投放花蛤、缢蛏苗种;党员自愿报名参与,实行“分片负责、多劳多得”,出工一天记10分工,额外补贴半斤玉米面;养殖所需的苗种从县农业局采购,用公社的集体资金垫付,后续从收益里扣除;若是养殖成功,收益按工分占比分配,额外拿出两成奖励带头干的党员;若是失败,损失由公社承担,绝不扣普通党员的工分,所有责任他江奔宇一力扛着,哪怕扣掉自己半年的工资和工分,也要弥补集体的损失。
话音落下,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煤炉里偶尔传来火星噼啪的声响。老党员陈守义率先开口,他蹲在角落抽着旱烟,烟袋杆在地上磕了磕,语气里满是顾虑:“江主任,不是咱不相信你,是前几年张干部那事,实在让大伙怕了。那时候也是说搞养殖,让大伙凑钱买苗种,结果苗种撒下去没几天就全死了,钱没了,工分也没补上,还被上面批了‘瞎折腾’。咱都是渔民,一辈子靠海吃海,就怕再栽跟头,到时候对不起家里人,也对不起乡亲们。”
陈守义的话戳中了所有人的心事,几名党员纷纷附和。年轻党员赵小亮挠了挠头,语气迟疑:“江主任,我倒是想试试,可我家里孩子多,就靠我这点工分换口粮,要是赔了,一家人都得饿肚子。”
还有人低声议论:“三亩滩涂,就咱这几个人,又不懂技术,能养得活吗?”
“再说这开春了,滩涂里还是冷得刺骨,干活遭罪不说,苗种能扛住这低温吗?”质疑声此起彼伏,没人愿意第一个迈出脚步,毕竟在那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冒险意味着可能失去仅有的生计。
江奔宇没有急于辩解,只是站起身,走到屋檐下,指着堆放在那里的保鲜盐和塑料薄膜,又望向远处荒芜的滩涂:“大伙的顾虑我都懂,前几年的教训刻骨铭心,我比谁都清楚。可咱们红阳守着万亩滩涂,守着一片好海,总不能一辈子靠近海捕捞混日子,总不能看着渔获烂在海边、被小贩压价吧?我来红阳两个多月,跟着大伙出海、分拣渔获,手上的茧子不比大伙薄,我知道一网渔获要付出多少力气,知道孩子们盼着一口细粮有多难。”
他转身走回屋里,拿起桌上的养殖手册,翻到标注着养殖技巧的页码:“我这几天把这本手册翻烂了,也跟县农业局的李科长请教过,开春养殖贝类不是不行,关键是做好保温、防浪和水质管理。咱们有保鲜盐可以调节水质,有塑料薄膜可以覆盖保温,周队长又熟悉滩涂的潮汐规律,只要咱们按规矩干,成功率肯定比当年张干部瞎折腾高得多。”他顿了顿,目光格外坚定,“我再说一次,风险我来担,要是失败了,所有损失由我负责,绝不连累大伙。但要是成功了,咱们就能给乡亲们趟出一条新路,让大伙都能多挣工分、多换口粮,让孩子们都能穿上新衣服、吃上白面馒头。”
办公室里依旧沉默,党员们低着头,心里在挣扎——一边是对失败的恐惧,一边是对好日子的渴望。就在这时,周老根猛地站起身,手里的烟袋杆往桌上一磕,烟灰簌簌落下,声音洪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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