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揣着身上仅有的两千块钱，从老家南充坐火车到了成都。同村的人大多出来打工，有的去了广州进厂，有的去了深圳干杂活，过年回来时总能带回些工钱，比在家种地强得多。
我想着成都离老家近，家里有个什么事随时都能赶回去，不用像去南方那么不便，就打定主意来成都碰碰运气。
下了火车，看着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我心里又慌又乱。我没读过多少书，初中毕业就跟着家里人在家种地，也没学过什么手艺，只能找些体力活干。
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劳务市场蹲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建材市场搬运的活，一个月工钱五百。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跟着工头去了住处，才发现条件差得超出预期。十几个人挤在一个铁皮房里，夏天热冬天冷，我干了没几天就受不了了，跟工头提了辞职。工头不太情愿，扣了些工钱，最后只给了我四百块。
拿着这四百块钱，我开始在建材市场附近找地方租房。首要想法就是离市场近点，上下班不用跑远路，能省点时间和力气。建材市场在二仙桥附近，这一带老旧小区多，大多是几层楼的矮房子，房租相对便宜。
我问了好几家房东，要么房租太贵，要么房型不合适，直到走到石岭社区附近，看到一栋老居民楼的墙上贴着租房广告，才停下脚步。
广告上写着单间出租，月租三百，押一付三，能做饭，离二仙桥建材市场步行十分钟。我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没多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就过来了。房东大爷姓王，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说话带着浓重的成都口音，语速不快，看着很严肃。
他带我上了二楼，打开房门。房间很小，也就十来个平方，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桌和一个简易衣柜。窗户对着小区后院，被旁边的楼栋挡了些光线，屋里显得有些暗，但各处都收拾得干净，地面没有杂物，桌面也擦得发亮。我摸了摸兜里的钱，数了数，一千二百块刚好够押一付三，没再多犹豫，当场就定了下来。
签合同的时候，王大爷突然停下笔，抬眼盯着我，“小伙子，我得跟你说清楚，这房子有个规矩，夜里别往后门走，更别去后院外的渠边，尤其是那座小桥，晚上连靠近都不行。”
我愣了一下，顺着他的示意看向窗外。小区后院是一道铁栅栏门，门外隐约能看到一片杂草，再远些就是一条黑沉沉的渠。
“大爷，那是啥渠啊？为啥不能去？”我在老家见多了荒坟野地和河沟，不信这些城里的忌讳。
王大爷的神色更严肃了，，把合同往我面前推了推，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那是东风渠。不为啥，听劝就行。以前有人在那出事，之后就不太平了。”
王大爷也没解释出了啥事故，签完字收了钱，拿起钥匙就走。房门关上的瞬间，我隐约听见他叹了口气，嘴里用成都话低声念叨着 “年轻人不懂事，不听劝哦”，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梯口。
搬进来的头几天，我忙着熟悉建材市场的活计和周边环境，压根没心思琢磨王大爷的话。建材市场的搬运活很重，每天天不亮就去市场，至少要扛几十袋水泥和瓷砖，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有时候还要加班。
回到出租屋时，往往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累的我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小区正门对着大街，路边有路灯，还有不少小吃摊、小卖部，夜里很热闹。我每次都绕着正门进小区，从没去过后院的铁栅栏门，也没再看见那道东风渠。
住了大概一个星期，我认识了隔壁的邻居张姐。张姐三十多岁，在附近的菜市场卖菜，，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她独自带着五岁的儿子小宇住在这里。
张姐性格爽朗，说话直来直去，见我一个人在外打工，对我多有照顾。每天她收摊回来，总会给我送些卖剩下的新鲜蔬菜，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是几个番茄。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得早，刚好碰上张姐在门口择菜，小宇在旁边玩玩具。她见我回来，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吃饭，说是做了腊肉炒青菜，还有一锅南瓜汤。我也没客气，坐下来和她们母子一起吃。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闲聊的时候，我无意间提起王大爷租房子时说的话，问张姐后院东风渠到底有啥忌讳。
张姐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往门口看了看，才压低声音跟我说：“你可千万别去那地方，真的不太平。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听老一辈人说过不少关于东风渠的事，都邪乎得很。”
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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