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手机重生1985



陈消这辈子，大概就为车活着。

打小记事起，别的孩子撒尿和泥、上树掏鸟，他就爱往市汽车总站的修理厂跑。也不进去，就扒着掉皮的土墙头，能一动不动趴半天，看里头满手油污的师傅们叮叮当当，拆零件，装零件。

师傅们起初撵他，嫌他碍事，后来发现这黑瘦小子眼珠子亮，看东西透着一股痴劲，问的问题还挺在点子上，也就由着他了，偶尔还逗他两句。

再后来，有个老师傅，见他天天来，风雨无阻，把他拎进厂里，让帮忙递个扳手、擦个零件。

这一递，就递出了名堂。很多老师傅都要琢磨半天的疑难杂症，陈消上手摸摸，听听声音，趴底下瞅瞅，十有八九能说出毛病在哪。

那股子灵气，那种对机械近乎本能的理解，让老师傅们又惊又喜，直呼捡到了宝，开始真把他当徒弟带，倾囊相授。陈消也争气，书本上的字没认识几个，可那些复杂的机械原理、油路电路，在他脑子里就像活的一样，一点就透，一学就会。

按理说，有这么一身硬扎的本事，进国营修理厂，那是板上钉钉，端着铁饭碗，吃技术饭，稳稳当当。可陈消命不好。他爷爷，一个倔老头，早年收养了一大堆没爹没娘的孩子，弄了个不成章程的“孤儿院”，后来因为占地、补助的事，跟当地政府闹得不可开交。

老头倔，认死理，得罪了人。这债，莫名其妙就落到了陈消头上。等分配，修理厂的名额明明有，可到了他这儿，就“没了”。问，就是一句冰冷的“再研究研究”，然后石沉大海。

家里十几张嘴等着吃饭，爷爷老了，一圈子弟妹还小。陈消看着空荡荡的米缸和父母愁苦的脸，咬了咬牙，把工具箱一背，开始走街串巷，给人修自行车、修农具，饥一顿饱一顿。就在他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么浑浑噩噩过去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伙“搞车”的人。

说是“搞车”，其实就是走私。从南边海边，把那些外国来的、撞得稀烂或者干脆就是报废的车架子、零件，想方设法弄进来，东拼西凑，整出能跑的车，再卖出去。

这活风险大，来钱也快。他们很快便相中了陈消的手艺，一个月开他五六十块！这在那年头，比很多正经国营厂的老师傅工资都高！陈消犹豫过，可看着家里等米下的锅，看着爷爷佝偻的背，他闭着眼，点了头。

这一点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走私团伙很快发现，他们捡到的不是个修车工，是个点石成金的“宝贝”。那些在别人眼里只能卖废铁的破烂，到了陈消手里，叮叮咣咣一阵鼓捣，不仅能跑，跑起来比原厂新车还稳、还有劲！他好像天生就懂车的“语言”，知道怎么让这些残缺的“铁疙瘩”重新焕发生机，甚至爆发出超越原本设计的潜能。

陈消“陈师傅”的名头，在见不得光的地下圈子里越来越响。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目光。

杨周言就是这时候出现的。这人四十来岁，穿着体面，说话带点南方口音，也自称是修车师傅，技术还不错。他主动接近陈消，一起切磋“手艺”，谈论那些进口车精妙又“脆弱”的设计。陈消觉得遇到了知音，两人很快熟络起来。杨周言出手阔绰，经常请陈消喝酒，话里话外，总透露着对国外，尤其是倭国汽车工业的向往和“了解”。

“陈师傅，你这身本事，窝在这小地方，修这些破烂，可惜了。” 有一次喝多了，杨周言拍着陈消的肩膀，舌头有点大，“跟我去香江，去广岛！那边的大厂，本弛、风田、山林，那才是玩车的地方！以你的能耐，去了就是首席工程师！住洋楼，开好车，钞票大把大把赚！不比在这儿提心吊胆强？”

陈消只是憨厚地笑笑，摇头：“杨哥，我家里走不开。爷爷年纪大了，爸妈只靠捡破烂维持家里，弟妹还没成人。再说，外头……人生地不熟的，不习惯。”

杨周言也不强求，只是笑笑，说以后再说。

杨周言或者有日本背景，长期在港澳活动，表面是走私车的上家和技术顾问，实则是为倭国物色、搜罗人才的“猎头”兼间谍。他看中了陈消的天赋，几次试探，高薪诱惑，甚至暗示可以帮他全家“出去”，都被陈消以各种理由婉拒了。

陈消不傻，他隐约觉得杨周言不对劲，但具体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他只是本能地不想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不想去给“外人”干活。更何况，走私这行当，虽然来钱，但终究是走在刀尖上，夜里睡觉都不踏实。他心底深处，还是渴望能堂堂正正，靠自己的手艺，造中国人自己的好车。

这个机会，在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