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与周边牧场的骑兵力量，构建起辽国北方的第一道防线，有效遏制部族叛乱，辽廷曾多次通过可敦城驻军平定阻卜部起事，避免漠北动荡波及核心统治区。
其地处漠北腹地，北接西伯利亚，西连中亚，成为契丹抵御喀喇汗王朝丶蒙古高原新兴势力的战略前沿，其凭藉「一兵多马」的常备骑兵（两万骑兵及配套战马），形成威慑力，保障辽帝国西丶北边疆稳定。
可敦城地处土拉河上游草原带，这里属温带草原气候，夏季降水充沛，牧草高度可达一米以上，且富含蛋白质与矿物质。据《契丹风土歌》记载，当地「春来草色一万里」，能满足大规模牧群的食草需求。冬季还有稳定积雪但不掩埋牧草（即契丹人所说的「牛马大熟」之年），既避免了「黑灾」（无雪导致牧草枯死），又防止了「白灾」（大雪覆盖草场），马匹越冬存活率远高于其他草原区域。而土拉河及其支流形成密集水网，又不仅为马匹提供充足饮水，还滋养了沿河的沼泽湿地，形成天然的牧马缓冲区，减少了疫病传播风险。
另外，契丹人视马匹为立国之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牧马管理制度，可敦城是该体系在西北的核心节点。
——辽朝设「总典群牧使司」及「诸路群牧使司」，可敦城更是配备了专职牧马官员，负责马匹的繁育丶训练与清点。据《辽史·道宗纪》记载，辽道宗时期仅全国官营牧马就达百万匹，可敦城作为战略牧场，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还有，辽廷对可敦城的定位是「帝国最后的战略预备队」，通过制度强制保障了战马存量。辽圣宗时期规定「不论国家到了什麽地步，可敦城的两万骑兵都不许南下」，这支常备军配套的战马始终保持满编状态，且实行「一兵多马」制度（骑兵通常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轮换使用），仅军属战马就达四到六万匹。
而辽末金灭辽之战主要发生在东部与南部，可敦城因地处漠北，远离主战场，且有沙漠屏障阻隔金军，官营牧场未遭战火破坏。
再有，游牧民族「习俗便乘马，生男薄负锄」，男女皆善骑射，连后妃也「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这种社会氛围下，可敦城周边的部族不仅为官府牧马，还会向辽廷进贡马匹，形成官私互补的牧马格局。
可敦城还是辽朝统治漠北的中枢，控制着阻卜丶乌古等多个部族。
这些部族以游牧为生，马匹是其核心财富，辽廷通过「纳贡」「互市」等方式，将部族马匹纳入战略储备，进一步扩充了可敦城的战马规模。
所以，可敦城凭藉天然牧场与官营牧马体系，长期储备数十万匹战马，这些战马不仅是西北驻军的生命线，更是契丹骑兵部队的后备资源库，使其成为战乱时的救命稻草。
除战马外，可敦城周边草原盛产牛羊，为驻军及漠北统治提供充足的肉食丶皮毛等物资，同时通过部族纳贡丶互市，汇聚各类游牧经济产物，成为契丹在漠北的物资集散中心，支撑长期驻军与统治成本。
虽说大宋现在已经开启了工业革命，但不可否认，现阶段的火车和汽车还远远无法征服广袤的世界，甚至无法穿过广袤的草原，战马依旧是这个时代无法被替代的移动生命线。
大宋的铁轨尚在铺设，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边疆，数千公里的疆域内，能承载火车的铁路不足三千里，绝大多数州县仍依赖古驿道连通，而战马，正是驿道上最可靠的动力核心。
驿站的驿卒们依旧骑着快马，将朝廷的政令丶地方的奏报丶商队的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
即便是江南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要运往西北边境的军镇，进入西域贸易，也需先通过漕运抵达长安，再由骡马商队转运，而商队中领头的向导马丶驮运货物的役马，仍是运输链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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