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5日，美国旧金山，渔人码头的海风卷着太平洋的湿润，拂过战争阴霾初散的城市街巷。
费尔蒙特酒店前，星条旗与同盟国各成员国的旗帜并肩飘扬，来自五十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钟声，正为战后的世界敲响。
而在这场奠定全球新秩序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身影，正以五大发起国之姿，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设于酒店十层，晨光透过落地窗洒进会客厅时，顾维钧正身着笔挺的藏青色西装，对着铜镜整理领结。
一旁站着的正是外交部副长王家贞。
“顾公，英、苏、美三国的草案副本已核对完毕，我方补充的《关于殖民地及附属国独立问题》条款，已按您的要求誊写三份，分别送交会议秘书处与美、苏代表团。”王家贞说道。
“家贞，你今天似乎有些惆怅？”顾维钧很好奇的问道。
王家贞看向窗外的美国风光，心中不由得恍惚“只是想起了一个故人，当初我经常和他并肩出行，游说各国。”
“你是说杨帅的长子？杨春元吧？”顾维钧主动提到“他确实个优秀的外交家，可惜了。”
“春元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我们的。”王家贞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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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联合国制宪会议，中、美、英、苏、法为五大发起国，亦是未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既定人选，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正使，王家珍为副使，身负的不仅是国府的嘱托，更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对国际公平与国家尊严的期盼。
上午九时，制宪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正式开幕。会场内，五十国代表按国名英文字母排序落座，中国代表团位列前排，顾维钧与王家贞并肩而坐，左侧是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右侧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法代表亦相邻而坐，五大国的席位，成了会场最核心的坐标。当大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顾维钧起身致辞，一口流利的英语沉稳有力，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代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亦是坚持反法西斯战争最久的国家。十四年来，我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在亚洲战场扫荡日寇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字字铿锵“今日，我们齐聚于此，共商联合国宪章，所求者，非一国之利，乃世界之和平，乃各国之平等。中国主张，联合国应坚持主权平等之原则，维护弱小国家之权益，促成殖民地及附属国之独立解放，唯有如此，方能让战争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和平的曙光普照大地。”
致辞完毕，会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退丁纽斯侧首向顾维钧颔首致意，莫洛托夫亦微微点头，这份来自中国的声音，虽温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力量，让世界看到了这个东方战胜国的立场与担当。
而站在顾维钧身侧的王家贞，始终保持着从容的姿态，手中的钢笔不停记录着各国代表的反应，偶尔与顾维钧低声交流，精准传递着关键信息。
会议进入实质磋商阶段，五大国的博弈便已悄然展开。
美、苏两国为争夺战后欧洲的主导权，在安理会表决机制、战败国处置等问题上各执一词，英国则依附美国，法国摇摆不定，会场内的气氛数次陷入僵持。而中国代表团，始终秉持着公正中立的立场，既不盲从美苏，也不孤立一隅，在关键问题上据理力争，更在美苏之间牵线调和，成为会议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一日磋商结束后，美、苏代表团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问题争执不下，莫洛托夫坚称否决权应适用于所有议题，斯退丁纽斯则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范围，双方互不相让，会议被迫中断。
顾维钧与王家贞回到驻地，连夜商讨对策，王家贞铺开会议记录，指着其中一条说道“顾公，美苏之争的核心，是担心己方在后续国际事务中失去话语权，我方若提出‘否决权仅适用于实质性议题，程序性议题除外’的折中方案，或可打破僵局。”
顾维钧眼中一亮，赞许地看向王家贞“此言，正合我意。我中国身为亚洲大国，不涉欧洲核心利益，提出此方案，美苏皆有台阶可下，亦能彰显我中国的调停诚意。”
次日会议，顾维钧正式提出这一折中方案，王家贞则辅以详细的条款解释，从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出发，阐述方案的可行性。
这番提议，既兼顾了美苏两国的核心诉求，又符合多数中小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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