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就是读书。读好了就是做官，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读书人一向以特殊阶层自命，仿佛高高上，不屑与工商业为伍，搞文学的人尤其如是。文人、写小说地、写剧本的这些人，个个拿自己的作品当宝。比如台湾电视剧的大亨琼瑶，她写的台词之肉麻之不可信之脱离现实感情生活，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奇怪的是。她每拍一片必亲临现场，不是去监督艺术质量。而是去监督演员。她要求演员决能改她的台词，一个字都能改，要完全按照小说里的话说。本来演员都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把台词顺一遍以求表演地真实，结果琼瑶对他们要求到了连语气词和可有可无的形容词都一字可改，加使得她地电视剧从故事到台词虚假到了极点。象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是程度不一，本质相同。中国文人不让别人动自己的东西。也不屑于做别人的陪衬，所以中国电影除了导演以外，只有一个两个人参与编剧，如果是小说改编，导演和作者往往还要吵架。可是电影是适应大众的艺术，动辄是百万千万观众要看的东西，一个两个人的智慧何等渺小偏狭，怎么可能满足大众地审美。而电影本身是文学、美术、音乐、乃至舞蹈、雕塑、诗歌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体，一个编剧再了不起怎么可能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所以。”易青总结道：“中国编剧业的矛盾，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中文人阶层惟我独尊，不知团结协作。惯于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的文化传统和电影艺术的高要求多样性的矛盾。”
这下客人们开了锅了，几个老传统的影评人都有点脸上挂不住，要不是碍于孙老爷子，几乎就要发言责问。
孙老爷子心里冷笑，进一步问道：“既知痼疾，可有药方？”
“有！”易青胆气越来越壮，他意兴风发的道：“将来我若有能力，就要实行编剧行为团体化和商业化。举个例子说，好莱坞的编剧们似乎就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地这些臭毛病，他们不会认为别人改动自己的东西是对自己多么的不敬。恰恰相反，当他们领佳编剧奖地时候虽然只上去一两个，但是实际上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编剧。好莱坞商业电影为什么那么精彩，令人目不暇接，每一环节都让人觉得感官上很舒适？因为那些编剧们有的擅长写台词、有的擅长写笑料、有的擅长感情戏、有的擅长动作戏、有的擅长结尾有的擅长开头……一部电影是他们群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怎么能不时时处处精彩？这似乎是对一盘散沙彼此相轻的中国文人的一种讽刺，但是却也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我的想法就是，比好莱坞进一步，把编剧业作为一种规范化的企业行为。成立一个影业公司专门的编剧组，平时就雇佣几十个编剧每天坐班，工资水平可以比照一般白领。每一部电影，想出基本创意和故事框架的人就是编剧，其他参与者通通不署名。就象企业里做一个文案一样，把这个大创意发到编剧组里去，让所有编剧来参与，自己擅长写哪部分就完成某部分，后由导演和主编汇总，直接整理出分镜头剧本。”个白发老人忍不住道：“这样成本似乎太高。”
易青道：“不会高。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他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孙老爷子，似乎觉得这话比较得罪人，但是他还是接着说道：“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推动中国电影人队伍的年轻化！如果这几十个编剧，请的全是资深编剧，就是那些自以为自己很伟大的文人们，当然很贵；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请几个大作家来坐镇，奖金一个人一个月不过三四千元，很多公司都能负担的起。比如现请一个大文人做编剧，要十万，他一个人赚，还不让别人改他的东西，大包大揽的做了，未必观众就买帐，现把这十万块拿五万出来给那个出创意的主编，然后剩下五万请十个编剧回来跟主编合作，一人发五千工资——这样既扩大了电影人的队伍、增加了就业机会、普及了电影文化，又能够做出精彩的好剧本，重要的是，清时尚的年轻电影人大量的进入中国电影的舞台，砸掉了很多自以为是的老古董的饭碗，使得习惯论资排辈的电影圈的话语权从一小部分文化垄断者的手里转移到基层的职业者手中，一定会使停滞不前暮气沉沉的中国电影加快步伐，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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