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车子继续前行。
过了几个村子，路上的人多了起来。
有挑担赶集的农人，有推车送货的小贩，有骑自行车的学生，还有几辆汽车呼啸而过，扬起漫天尘土。
路旁的店铺也多了，茶馆、饭铺、客栈，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幌，在风中懒洋洋地飘。
中午时分，车子在一个茶棚前停下歇脚。
孙把式要了碗大碗茶，就着自带的窝头吃。
林怀安也要了茶，又买了两个烧饼，分给孙把式一个。
茶棚里人不少，多是赶路的。
几个穿长衫的先生在角落里低声议论着什么，脸色凝重。
一个报童跑进来，挥舞着报纸：
“看报看报！日军增兵山海关！华北局势危急！”
茶棚里一下子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向那孩子，看向他手里的报纸。
“给我一份。”一个先生招招手。
报童递过报纸，先生匆匆扫了几眼，重重叹了口气。
“怎么了？”旁边人问。
“还能怎么？日本人又提新条件了，要国军撤出河北，要成立‘华北自治政府’。”
先生把报纸拍在桌上，“这哪是自治，这是要亡国！”
茶棚里炸开了锅。
“他娘的！欺人太甚！”
“政府呢？政府就不管？”
“管？怎么管？拿什么管？枪炮不如人，工业不如人，拿什么打？”
“那就这么认了？”
“不认能怎样？当年东北怎么丢的？上海怎么打的？还不是打不过！”
议论声，争吵声，叹息声，混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茶水的热气，也弥漫着无奈、愤怒和绝望。
林怀安默默喝着茶，听着。
这些声音，这些面孔，和北安河祠堂里那些茫然的眼睛，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卑微的愿望，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一群在苦难中挣扎、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中国人。
他忽然明白了，他们这半个月在北安河做的，不只是教几个孩子认字，不只是帮几户村民解难。
他们是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点燃一星微弱的火，种下一粒渺小的种子。
火会灭，种子可能不发芽。但总要有人去点，去种。点了，种了，才有希望。
“小先生，该走了。”
孙把式吃完了窝头，站起身。
车子重新上路。下午的阳光很烈，晒得人昏昏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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