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年代：从1970开始种田养家

枯瘦的手，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瓶子里，盛着几粒银灰色的、比芝麻还小的颗粒，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1973年，我亲手做的第一颗。”他声音嘶哑，却字字清晰，“现在，它还在充放电。每天，给我的收音机供电。”

众人屏息。

“这位，”吴月华转向蓝布衫老师傅，“是退休老钳工，赵德海师傅。当年，我们实验室没有精密冲压机，所有电池外壳的密封环，都是赵师傅，用一把祖传的锉刀，一锉一锉，锉出来的。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

赵师傅咧开嘴，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粗糙的大手摊开，掌心静静躺着一枚黄铜色的小圆环，边缘光滑如镜。“喏，最后一个。”他说，“我留着，等它锈了，就告诉孙子，他爷爷的手，也能搓出月亮。”

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只有一片沉甸甸的安静，像潮水退去后裸露的滩涂，坚实，湿润，带着盐分与新生的气息。

李天明走上前，拿起那枚黄铜圆环，又拿起刘教授的玻璃瓶。他走到会议桌尽头，那里立着一面崭新的、尚未挂上的铝合金展板。他没用胶，没用钉，只是将圆环轻轻按在展板左下角，将玻璃瓶稳稳放在右上角。两样东西，一新一旧，一柔一刚，隔了半个展板的距离，却仿佛有看不见的电流，在空气中无声奔涌。

“这面墙，”李天明的声音不大，却像凿子敲在青铜上，字字入骨，“今天开始，叫‘归零墙’。左边，是起点——所有骄傲的源头；右边，是终点——所有敬畏的归处。中间这一大片空白……”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或苍老的脸，“是我们接下来，要一笔一笔，亲手写下的答案。”

他转过身，面对所有记者，脸上没有胜利者的轻松，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疲惫与郑重：“所以，各位，今天的发布会，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逗号。接下来，请你们继续追问，继续质疑，继续把镜头对准工厂的流水线，对准实验室的显微镜，对准每一辆驶过街道的新能源汽车的车牌——不是为了找茬，而是为了……帮我们，把那个逗号，拉长，拉直，最终，写成一个饱满、结实、谁也抹不去的句号。”

窗外，正午阳光正烈，穿过宽大的玻璃窗，斜斜地切过会议桌，将蓄电池残骸、泛黄笔记、崭新电池、黄铜圆环、玻璃小瓶……所有物件的影子，长长地、清晰地投在光洁的地面上，彼此交叠，却纹丝不动，如同大地本身沉默的印记。

姜红英默默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磁带滚轴缓缓停转，发出细微的、几不可闻的“滋”一声轻响。

恰在此时，李天明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没掏出来，只是隔着西装布料，感受着那一下一下，沉稳而执拗的搏动——像一颗心，在胸腔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