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浦淳六郎感到自己的指尖冰凉，微微颤抖着。不仅仅是因为九月底的山风寒意，更源于内心深处某种东西正在碎裂。
望远镜的视野边缘，一匹失去主人的东洋马，正瘸着腿，徒劳地用鼻子去拱一具倒卧在地、穿着黄呢军装的尸体。马的悲鸣，隔着这么远，似乎也钻进了他的耳朵。
松浦淳六郎感到自己浑身都在微微颤栗。这颤栗，并非全因恐惧，更有一种认知被彻底颠覆后的剧烈冲击。他看得太分明了。
这绝不是他印象中，或者说，是帝国军方长期以来灌输给他的那种“一击即溃”的中国军队。
他们的冲锋队形能像水银泻地般渗透到防线最薄弱处，然后在关键位置骤然形成致命的交叉火力网，将皇军严整的队形撕得粉碎。
面对骑兵联队那种决死的、曾经在日俄战场上令哥萨克都胆寒的冲锋，这些中国士兵竟无一人转身溃逃！
他们像被激怒的狼群，嚎叫着扑上来，用冲锋枪、刺刀、手枪，甚至拉响手榴弹直接滚入马阵，与锋利的马刀以命相搏……
那种冷静中透着凶狠，悍勇里带着狡黠的打法……他在支那战场征战数月，从未在任何一个中国师、甚至一个军身上，如此集中、如此强烈地感受过。
尤其是那密集得令人头皮发麻的自动火力。汤姆逊冲锋枪、捷克式轻机枪泼水般地倾泻弹雨，中间还夹杂着迫击炮弹精准的“点名”，往往皇军机枪火力点刚一开火，立刻就会招来致命的炮击。
这哪里是东京大本营战报里描述的“装备低劣、弹药匮乏”的部队？
这分明是一支武装到牙齿、战术刁钻狠辣、战斗意志坚如钢铁的虎狼之师！
这一幕，与他记忆中三十多年前的场景，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1904年，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久的少尉松浦，踏上了日俄战争的辽东战场。
那时，面对沙俄军队的机枪和重炮，年轻的帝国陆军也是靠着类似的“猪突”猛进和坚韧意志，最终取得了惨胜。
他亲身经历了旅顺攻坚的血肉磨坊，见识过现代火器的恐怖杀伤，也积累了最初的实战经验。可自那之后，直到1938年春天被任命为第106师团长之前，他漫长的军旅生涯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度过。
他先后在陆军大学校担任教官，在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等中枢机关担任参谋，潜心研究军事理论，制定作战方案，军衔一路晋升至中将。
1935年12月，他接任第十师团长，可该师团一直驻防在日本本土宇都宫，根本没有踏上大陆战场的机会。那段时间，他胸中虽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却只能对着地图和沙盘推演，无处施展。
而在日本国内，他们这些高级军官接收到的，全是来自前线的“捷报”和国内舆论的狂热喧嚣。
报纸上连篇累牍是“皇军武运长久”、“支那军队不堪一击”、“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论调；军部内部的评估也弥漫着乐观，认为中国政令军令不统一，装备训练落后，抵抗会在几次决定性打击后崩溃。
当他今年五月被重新启用，担任新编的第106师团长，并奉命投入武汉会战战场时，内心是何等踌躇满志！
他渴望像乃木希典大将攻克旅顺那样，在中国战场树立自己的武勋，证明自己并非只会纸上谈兵的“办公室将军”，而是能统帅大军在实战中取胜的真正名将！
可现在呢？
眼前这地狱般的景象，山坡下那支战术娴熟、火力凶猛、意志顽强的中国军队，像一记记沉重的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也扇在了东京那些盲目乐观的决策者脸上！
什么“不堪一击”，什么“速胜论”，在这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苍白。他刚刚担任师团长时有多么野心勃勃，此刻内心就有多么挫败和冰凉。
这股寒意，甚至比当年在旅顺俄军机枪前感受到的更为刺骨，因为它直指帝国这场战争的根基，我们真的了解对手吗？
这场战争，真的会如大本营所预计的那样顺利吗？
难道帝国要在这一片大陆上，陷入另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
“不行，自己绝不能在这里干等着母袋均的骑兵联队来救援，自己也要主动出击！”求生的本能让他猛地转过身，动作因为内心的激烈翻腾而显得有些僵硬，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惨白如纸，但眼神里却迸射出孤注一掷的厉光。
他对着身旁同样失魂落魄的师团参谋长秋山义隆大佐坚决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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