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师宿舍，5月3日，下午
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敲打着宿舍楼老旧的瓦片。
胡风收起伞，跺了跺脚上的泥水，推开一楼那扇熟悉的木门。
屋里已经坐着四五个人。烟雾缭绕——有人在抽烟斗，有人在抽纸烟，还有人在喝浓茶。窗玻璃上凝了一层水汽，外面的芭蕉叶子在雨里绿得发暗。
“胡风来了。”坐在藤椅上的老者抬起头，是中文系的陈教授，满头白发，戴一副圆框眼镜。
胡风点头招呼，找了个空椅子坐下。桌上摊着几份报纸，都是近期转载《阿甘传》的刊物。有人用红笔在段落上画了线，做了批注。
“都读了吧？”陈教授敲了敲烟斗，“说说看法。”
先开口的是经济系的李教授，四十多岁，留美博士，说话带点上海口音：“我先说。这篇文章……温吞水，没味道。贾先生早先在狱中写的那些推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何等犀利？现在倒好，写起美国福利办公室，跟写慈善机构似的。”
他拿起一份报纸，念了一段：“‘工作人员仔细核对信息，确保救济发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这话听着像官方宣传。真正需要的人？谁来定义‘真正需要’？大萧条时多少‘不真正需要’的人饿死了？”
旁边历史系的王教授点点头，但语气更温和：“话虽如此，但诸位别忘了——这是小说，不是政论。而且是在重庆发表，那边有审查。”
“审查归审查，锐气不能丢。”李教授反驳，“鲁迅先生当年写文章，哪篇不是夹枪带棒？贾先生若是真想做中国的左拉，就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屋里静了静。雨声更响了。
胡风清了清嗓子：“我前几日见过贾先生。”
所有人都看过来。
“他瘦了很多。”胡风慢慢说，“院门口总有便衣转悠。沈处长每周至少去一次，名为拜访，实为审查。他写的每一章，都要先送文化委员会过目，改了才能发。”
他顿了顿：“在这种情况下，能把‘福利办公室长队’这个意象写出来，已经不容易了。至少，他让读者看到了那个画面——无数人排队等待救济。有心人自会追问：为什么要排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救济？”
李教授摇头：“胡风兄，你这是为他开脱。文章的力量在于直指核心，不在于打擦边球。他写福利，就该写福利制度如何异化人的尊严；写排队，就该写排队背后的权力结构。现在这样……隔靴搔痒。”
一直沉默的社会学讲师张明开口了，他是屋里最年轻的，刚从延安考察回来不久：“我倒觉得，贾先生可能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写作。”
“怎么说？”
“诸位读过伊索寓言吗？”张明说，“故事表面是动物，实际说的是人。贾先生写美国，可能……说的不只是美国。”
陈教授眼睛眯起来：“你是说，他借美国之酒，浇中国之块垒？”
“有可能。”张明拿起一份报纸，指着阿甘母亲那句“总比没有强”，“这话中国老百姓太熟悉了。抗战这五年，多少人就是靠着‘总比没有强’活下来的？贾先生写的是美国母亲，但中国读者看到的是自己。”
他又翻到描写罐头食品那段：“‘标准化的豆子罐头，统一的标签，统一的重量’。这话听着是不是耳熟？咱们的配给制，不也是标准化的米、标准化的盐？贾先生没明说，但读得懂的人，自然会联想。”
屋里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更长。
李教授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但依然皱眉：“即便如此，也还是太隐晦了。如今国难当头，正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他这样写……力度不够。”
胡风叹了口气：“力度够的文章，可能就发不出来了。贾先生现在就像走钢丝，左边是重庆的审查，右边是读者的期待，下面就是悬崖。他能不掉下去，还能往前走，已经不易。”
窗外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是防空演习。屋里的人都没动，习惯了。
警报声停下后，陈教授敲了敲烟斗，做了总结：“这样吧，我们分头写几篇评论。李教授可以写篇‘批判性解读’，指出文章未尽之处。
张明写篇‘隐喻分析’，点破字面下的深意。我呢，写篇‘作者处境与文本关系’，谈谈审查对创作的影响。”
他看向胡风：“你最近还要见贾先生吗？”
“应该会。”胡风点头。
“替我们带句话。”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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