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6日，立冬前夜，傍晚5:20
七星岗小院的厨房里飘出久违的肉香。
何三姐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正在大铁锅前翻炒。锅里是攒了半个月才凑齐的材料：三斤五花肉切成拇指大的方块，用老抽、冰糖煨得红亮；土豆滚刀块吸饱了肉汁；干豆角泡发了，嚼劲十足。
八个半大孩子——食堂收养的孤儿们——排着队，每人捧着一个粗瓷碗。最小的那个才七岁，叫豆豆，踮着脚往锅里看，口水快流到碗里。
“三娘娘，今天为啥吃这么好呀？”豆豆仰着脸问。
何三姐舀了一大勺肉放进他碗里，摸摸他的头：“因为明天是立冬。老话说，立冬补嘴空，吃了不冻耳朵。”
其实她没说全。冯四爷昨天从黑市弄来消息：日本人可能要在立冬有大动作。这顿饭，可能是某些人这辈子最后一顿像样的饭。
但她不能说。孩子们的眼睛太干净，装不下这些。
主屋里，张万财戴着老花镜，正在灯下算账。算盘珠子噼啪作响，声音清脆得像雨点。
“先生，”他抬起头，对坐在对面的贾玉振说，“这个月希望基金结余……还有八十三块五毛。够买三十斤米，二十斤面，够孩子们吃半个月。”
贾玉振放下笔，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万财叔，这五年，辛苦你了。”
张万财摇摇头，眼镜滑到鼻尖：“不辛苦。我就是个账房先生，只会算账。先生您才是……”他顿了顿，没说完，低头继续拨算盘。
但贾玉振看见，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
书房里，苏婉清正在裱画。不是《山城灯火》——那幅画已经挂在血书墙中央，成了七星岗的图腾。她现在裱的是一幅新作：《立冬》。
画上没有什么宏大场面：厨房灶火映着何三姐忙碌的背影；主屋里张万财打算盘的侧影；院子里冯四爷蹲在墙角修补破箩筐；孩子们捧着碗排队等饭；远处，重庆的灯火在雾中朦胧亮起。
平凡得近乎琐碎的日常。但每一笔，都透着暖意。
贾玉振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看画。
“画得好，”他说，“这才是该被记住的样子。”
苏婉清回头，对他笑了笑：“玉振，如果……如果有一天，仗打完了，日子太平了，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贾玉振想了想：“就现在这样。你在画画，我在写字，三姐做饭，万财叔算账，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简单，但踏实。”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贾玉振握住她的手，“可惜，这么简单的日子，现在要用命去换。”
窗外，天色暗下来了。重庆的灯火次第亮起，像无数双不肯闭上的眼睛。
重庆反常地安静。
连续三日的阴雨停歇了，天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铅灰色，像一块巨大的、尚未凝固的铅块悬在城市上空。江面上的雾气比往日更浓，能见度不足百米，连对岸南山轮廓都模糊不清。
这种安静让人心悸。上午十点，七星岗小院里，冯四爷蹲在院门口，耳朵几乎贴着地面。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半小时了。
“四爷？”阿四从巷口巡视回来，“今天街上人少得邪乎。平时这时候，挑担的、卖菜的、拉车的，早就该出摊了。可今天……十个铺子关了七个。”
冯四爷没说话，依旧闭着眼睛听。地下传来极其微弱的震动——不是车辆，不是脚步，是某种更深层的不安，像地壳在移动前发出的呻吟。
“去告诉美国人，”他终于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让他们把机枪子弹压满，手雷保险都打开。今天……不对劲。”
话音刚落，东南方向突然传来爆炸声！
“轰——！！！”
沉闷的巨响，地面明显震动。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像一串被点燃的爆竹。
“哪里？”阿四脸色发白。
冯四爷爬上院墙边的老槐树，借着高度望去。东南方浓烟滚滚——是中央银行的方位。东北方也有黑烟升起——电厂。更远些，西南面传来尖锐的警报声，隐约有火光。
“声东击西，”冯四爷滑下树，声音沉得像铁，“鬼子在城里到处点火，要把警察、宪兵、驻军都调开。真正的目标……还是这儿。”
他快步走进院子，对正在检查机枪的约翰逊中尉说：“中尉，今天恐怕要见真章了。”
约翰逊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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