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当朝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亨汉”灭亡时，就重点阐述了一个现象。
对小家小户来说，培养的男子能作为主要劳动力；相对而言，女子要培养，对家庭的经济价值差，故常常丢弃女婴。
而百姓们如此“个人所想”，不符合客观长远发展，就造成了“天心相悖”；亨汉末年，人口膨胀，却少有战争消耗男子数量，故，随着九州大地一声雷，挑动黄河天下反。
本朝吸取了教训。
小门小户趋男避女的情况，是难以用律法来约束。
为了防止产生“天心相悖”的后果，律法是命令各地士大夫们强行担责。一所所公义堂建立起来，专门收女婴。
在工业化的粮食供应下，公义堂内的这些丁口完全能够养得起。
至于这些女子笄礼后，则是以公义堂为父母，而婚配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以公义堂说的算。
而公义堂，由于是当地士大夫们出资，所以所嫁的都应当是本地的青壮。
而娶了公堂女子的男子，所要下的聘礼，除了一头猪和红布之外，还有巨额的贷款。
既然让本地力夫们贷了款，本地豪强们就必定为其就业而奔波。东图内的捕鲸业，纵然是个铁饭；但刘荡阵依旧要拿出钱，来折腾钢铁业以及航运业务。
现汉各地，那些传了上千年的世家，早就不是魏晋那样，闲着没事干就清谈；忧愁的睡不着而求玄。
现汉踏入近代后，存续了一套有着清晰指标的考核体系，让各地掌握资源的世家大族维持着本土的“家和万事兴”。谁也担不起“天心相悖”的大帽子。
像农民起义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像明清时候问责地方大员这么简单；而是当地主持“祀”的几个大族们的祭祀，就得直接停了！敢逾制，就是淫祀，就要流放边疆。
而一个地方大族不能祭祀，就没有名义把手上青壮给组织起来，其族权会大幅度的下降。这就好比是宣冲前世，当一个大学因为丑闻失去“神圣性”，他们在学术界的力量，搞事情的力量，就大幅度减弱了。
包括刘浩行现在的东图王府，掌握的煤场，渔场的股权，所获得红利是三千万银币，按照宣冲那一世，是妥妥的地方垄断。
但这样拥有的财富，却并没有如昂犹巨富们那样，可以举着“自由”来保驾护航。
按照“天心相合”理论，是要尽义务的。
东图府，每年至少一千万都是用在养女上，确保本地“天心相合”。——当然了，这些养女们想自由移动就业去大城市？想都别想。本地花钱是为了本地，不是给外地人口失衡兜底。
宣冲让用前世某些概念来表述，就是大汉内部有着恐怖的“榨取剩余”的能力。
各个大城的劳力们，平均工作五到六个时辰！乡间农民们除了伺候自己的庄稼，还要打工筑路，薪水极低。
但是这样的现汉，在两百年来就是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起义！
每一户男丁都被家庭拴着，如同牛马一样背负一块又一块的负重。
在现汉江南区域的大城中，草民们的过劳死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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