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左开宇顿了顿,语气沉下来,“您觉得,夏省长让我当发改委主任,究竟是真要我担纲主笔,还是另有所图?”
楚孟中没有立即答话。他起身走到书房角落,拉开一个旧式红木书柜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夹。封皮上印着“西秦省‘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右下角有几行铅笔小字:“ 夏振华 批注”。
他翻开扉页,指着一行用蓝墨水写就的批语给左开宇看:“发展不是盆景,是森林;改革不是剪枝,是育种。任何脱离土壤承载力的增长,终将枯竭。”
“这是他十年前写的。”楚孟中声音低缓,“那时候他还只是省发改委副主任,分管规划编制。这份纲要最后被否决了,理由是‘过于强调生态约束,弱化增长预期’。但你看他批的这句话——十年过去,他没改,只是等到了能动手的时候。”
左开宇盯着那行字,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纸页边缘。他忽然懂了夏振华为何敢把“扶贫即发展”这枚险棋,押在他这个毫无发改委经验的人身上——因为左开宇过往所有动作,无论是乐西省的教育改革,还是能源领域的去产能攻坚,本质上都在践行同一逻辑:在承认现实约束的前提下,用系统性重构释放内生动力。他不是在创造新东西,而是在重复夏振华骨子里信奉了二十年的那套方法论。
“所以夏省长要的,从来不是一份漂亮的报告。”左开宇轻声说,“他要的是一个能把‘森林’种出来的人。”
楚孟中颔首:“不错。而范天游,是那个最懂怎么选种、测土、防虫、剪枝的人。你们两个,一个是造林者,一个是育林师。他让你们坐在同一张桌前,不是分高低,是搭架子。”
话音未落,客厅传来一声轻响。楚孟中夫人端着两碗银耳莲子羹进来,笑着放在二人面前:“你们聊得这么投入,连羹都凉了两回。开宇啊,你别总绷着脸,你夏伯父那人,面上冷,心里热。他当年在发改委时,我就见过他为了一个灌溉渠项目,蹲在田埂上跟老农掰扯三天,就为弄清水位落差到底该算多少厘米。”
左开宇接过碗,温热的瓷壁熨帖掌心。他忽然想起下午离开夏振华办公室时,对方签完字后多说的那一句:“能源改革报告里,你提的‘碳账户穿透式监管’构想,我让财政厅先拨了五百万试点经费——钱不多,但够你试错三次。”
原来试探从一开始就双向进行。他以为自己在丈量夏振华的诚意,殊不知对方早把试金石悄悄垫在了他脚下。
当晚归途,城市灯火如星河倾泻。左开宇坐在车里,望着窗外飞逝的光影,脑海里却反复浮现范天游离开夏振华办公室时的身影——那个中等身材、戴着细框眼镜的男人,并未像寻常干部那样步履匆匆,而是微微侧身带上了门,动作轻得近乎虔诚。那扇门合拢的瞬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门外是按部就班的行政秩序,门内是正在悄然重构的权力逻辑。
他掏出手机,调出手机备忘录。光标在空白页面上闪烁,像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他删掉之前草拟的“西秦省新发展阶段战略思考”标题,重新输入一行字:
《关于构建“发展型扶贫”政策协同体系的初步构想——兼论发改委在资源整合中的中枢职能再造》
指尖悬停片刻,又添上副标题:
(附:青石坳实践启示录——基于范天游同志县域实验的逆向推演)
他按下保存键,屏幕幽光映亮眼底。这不是一份求职报告,而是一份投名状。它不承诺服从,只宣告理解;不乞求信任,只证明共频。当夏振华选择用扶贫撬动整个发展范式时,真正的战场早已不在会议室,而在每一寸被重新定义的土地上,在每一个被赋予新价值的劳动力里,在每一笔流向田间地头却不再消失于报表的财政资金中。
车子驶入省委大院侧门,梧桐树影婆娑。左开宇望见对面办公楼顶层,夏振华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框被灯光勾勒成一枚沉静的金色印章。他忽然想起范天游简历末尾那句不起眼的自我评价:“愿为泥土,不争乔木。”
原来最锋利的刀,往往藏在最厚的鞘里。
回到寓所,他打开电脑,新建文档。光标跳动如心跳。他敲下第一行字:
“发展型扶贫,绝非将扶贫简单‘发改化’,而是以扶贫为切口,倒逼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迁移——从GDP本位转向民生本位,从项目驱动转向制度赋能,从资源消耗型增长转向要素再生型增益……”
键盘声沙沙作响,像春雨落入待耕的田野。窗外,西秦省的夜正无声涨潮,而某种更宏大的潮汐,已在几个清醒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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