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的玉质在指尖传递着微凉而坚定的触感，如同母亲沈琬临终前冰凉却紧紧握住他的手。
玉佩在昏黄的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那模糊的云纹仿佛活了过来，在光影中缓缓流淌。
“安儿……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就拿着这个，去城南……”
母亲虚弱而清晰的声音，又一次在脑海中响起。
那是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夏夜，窗外蝉鸣嘶哑，屋里弥漫着草药苦涩的气味。
母亲靠在床头，脸色苍白如纸，呼吸细若游丝，唯独那双渐渐失去神采的眼睛，在看向他时，迸发出最后一点灼热的光。她将玉佩塞进他汗湿的小手里，用尽力气握紧。
五年了。
五年间，这枚玉佩一直贴身戴着，从孩童到少年。
玉佩冰凉，却像是母亲余温的延续，也像是一道无声的符咒，封印着某个他从未知晓的过往，和一个或许永远用不上的承诺。
直到三天前。
直到他揣着这枚玉佩，穿过北平城盛夏午后滚烫的尘土和嘈杂，走进那条弥漫着劣质线香味和死亡气息的木樨地胡同，敲开那扇紧闭的、属于“陈瘸子”的寿材铺门。
直到他在天桥喧嚣的市井声中，于那个独眼、瘸腿、沉默如石的算命先生摊前，一笔一划，在干燥的泥土地上写下那个尘封了十年的名字——“琬”。
直到今日清晨，他提着“永丰号”的烧刀子，再次站在那个僻静角落，完成了连续三日沉默的站立，然后跟着那个高大的、跛足的身影，穿过迷宫般破败的陋巷，走进那间低矮、昏暗、散发着陈旧草药与孤寂气息的土坯房。
直到那双浑浊独眼中骤然迸发的锐利光芒，和那句平淡却重若千钧的承诺：
“明年三月一日，来我这里。我保你，能进考场。”
能进考场。
林怀安的手指猛地收紧，玉佩硌在掌心，传来清晰的痛感。
这痛感让他飘远的思绪瞬间拉回现实。
能进考场。
简单的四个字，却像一道撕裂厚重乌云的闪电，瞬间照亮了他前些日子几乎陷入绝境的黑暗。
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个念头，是何时在心里扎下根的呢？
是去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学校礼堂里同学们悲愤的哭声和怒吼？
是寒假回乡，听在关外做生意的远房堂兄讲述日本兵在沈阳街头横冲直撞、刺刀上挑着太阳旗的嚣张？
还是在图书馆那些发黄的报纸上，看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却最终在“国联调停”的屈辱中撤退的消息？
或许更早。
早在他第一次在北平街头，看到趾高气扬的日本浪人醉醺醺地殴打黄包车夫，而周围的中国警察却背过脸去装作看不见时。
早在他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读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那股热血冲上头顶，恨不得立刻投笔从戎、效死疆场时。
但现实是冰冷的锁链。
四个月前那次冲动，失手将对方刺成重伤。
为此，父亲动用关系又花费不少银钱才将事情勉强压下，却也彻底寒了心。
从此，“安分守己”、“莫谈国事”、“好好读书、将来谋个稳妥差事”成了家训。
父亲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失望、警惕，和一种深沉的疲惫。
那疲惫，不仅是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儿子的无奈，更是对这个日益令人窒息、令人看不到希望的世道的无力。
林怀安理解父亲的恐惧。
一个在清末衙门当过小吏，在民国初年的乱局中勉强保住饭碗，如今在北平市政府某个清水衙门里当个不上不下科员的小知识分子，太知道“安稳”二字的分量了。
乱世里，能保全自身、养活一家老小已属不易，还敢奢谈什么“救国”？
那不仅是虚无缥缈，更是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妄念”。
所以，当林怀安试探着提出想报考军校时，父亲的反应是火山爆发般的震怒。
那不仅是担忧，更是被触动了内心最深的恐惧——这个儿子，终究还是走上了他最害怕的那条“不安分”的路。
争吵，斥责，冷战，家中的空气凝固得像北平腊月的冰。
母亲王氏只能以泪洗面，在父子之间小心翼翼地调和，却毫无作用。
就在他几乎绝望，以为自己此生真要如父亲所愿，在故纸堆或某个沉闷的办公室里消磨一生时，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微弱，却固执地亮着。
城南。陈伯父。玉佩。
这成了他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
现在，希望之门，裂开了一道缝隙。
陈伯父——那个独眼、瘸腿、隐居陋巷、浑身散发着硝烟与秘密气息的男人——给了他一个承诺，也给了他三个要求。
好好读书。加强锻炼。
以及，一个暂时未知的、需在明年三月前再告知的第三件事。
前两件，是他本就打算做，也必须做的。
第三件，是悬在头顶的剑，也是系在腰间的绳。
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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