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农历二月初四。
清早，7号院堂屋里飘着小米粥和烙饼的香气。
炉子封着，只留了底火，铜壶坐在边上，壶嘴嘘嘘地冒着断续的白汽。
何雨柱从9号院进来，手里拿着两只刚冲洗过的青萝卜，放在堂屋门边的小桌上。
核桃跟在他腿边，穿着厚棉裤，走起来有些蹒跚，手里紧紧攥着个木头雕的小鸭子。
“爸…爸…”核桃举起小鸭子。
“嗯，鸭子。”何雨柱应着，弯腰把儿子抱起来，走到五斗橱旁，拿起温水瓶，往搪瓷脸盆里兑了点热水，浸湿毛巾，给核桃擦脸。
核桃扭着头，眼睛却盯着桌上那碟切得细细的酱黄瓜。
母亲从厨房端着一碟刚烙好的饼出来，看见这情形，对何雨柱说：“你先吃，我来弄他。”
“不碍事，马上好。”
何雨柱手上动作稳当，几下把核桃的小脸擦干净，又就着热水搓了搓自己的手。
核桃一被放下，就朝着桌子蹒跚过去，伸手要去够饼，被刚进门的何其正虚拦了一下。
“烫，晾晾。”何其正说话简短，他换了身深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肩上搭着条旧毛巾，显然准备去厂里。
一家人围坐下来。
刘艺菲起得稍晚些，她穿着件浅灰的翻领列宁装，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脸色比前些日子红润了些，孕吐似乎过去了。
她坐下前，何雨柱已经把那碗晾得温乎的小米粥推到了她面前。
饭桌上没什么话。
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核桃偶尔发出的、意义不明的咕哝声。
母亲给刘艺菲和雨水夹了块烙得金黄的饼心儿，又往何雨柱碗里放了块酱黄瓜。
“今儿还出去跑？”母亲问。
“嗯，局里有点事，去趟崇文门外。”何雨柱喝了口粥，答道。
饭后，何其正推上他那辆二八永久出了门。
何雨水也拎着个布兜，去供销社上班。
母亲收拾碗筷，刘艺菲拿了教材，准备去学校前，在堂屋再坐片刻。核桃在奶奶腿边转悠。
何雨柱上了趟九号院二楼。
下来时，手里多了个沉甸甸的牛皮公文包，还有个帆布工具袋，里面鼓鼓囊囊。
他走到福特皮卡旁，把东西放进驾驶室。
启动车子，他驶出干面胡同，拐上东西大街。
早春的北京，天色是那种灰里透点白的颜色，路两旁槐树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
街上自行车不少，叮铃铃的铃声响成一片，公共汽车喘着粗气驶过，背着挎包、提着饭盒的行人步履匆匆。
他没开很快，脑子里过了一遍昨天从钱佩兰那儿听来的话。
“…常家，做料器葡萄的那家，早先宫里都点名要的。现在…嗨，就剩几个老姑奶奶守着了，住在花市那一带，具体门牌我得再问问旧人才知道。东西是真好，一颗颗跟真的似的，带着霜…”
当时钱佩兰是来送些南边的干果，坐在堂屋里喝茶时随口提起的。
何雨柱只是听着，没多问，但心里那张无形的“地图”上，已经标下了一个点。
车子拐进崇文门外一片胡同区。
这里的院子比内城的大杂院似乎更显拥挤破旧些。
他按着之前问来的大致地址，放慢车速，目光扫过两旁的门楣。
终于，在一个狭窄的胡同口，他看到了一个褪色得几乎看不清的门牌，旁边有个小小的、用粉笔写的“常”字，箭头指向里面。
他把车停在稍宽敞处，拎着公文包和工具袋下了车。
胡同很窄，仅容两人并肩。地面是碎砖铺的，不平。
他走到箭头指向的那扇黑漆木门前，门虚掩着，油漆斑驳，门环是旧的铜环，没了光泽。
他抬手，用指节叩了叩门板。
里面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一个穿着深蓝色棉布罩衫、头发在脑后挽得一丝不苟的老妇人探出半张脸，看起来六十多岁，面容清癯，眼神带着惯常的警惕和一丝掩不住的疲惫。
“您找谁？”声音干涩。
“您好。请问是常桂禄常老师傅家吗？”
何雨柱语气平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介绍信：“我是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何雨柱，局里最近在对民间特种手工艺进行普查和记录，想了解一下‘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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