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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没有重复讲座中的诗意描绘，而是结合自己一路见闻、与卢作孚等实业家的交流、以及在资源委员会的见闻，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思考。
他强调了交通与能源的“血脉”地位，谈及基础工业的“骨骼”作用，更着重论述了普及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唤醒民众参与意识的“灵魂”意义。
他将“未来”的宏伟蓝图，拆解成一步步可实施的路径，并坦诚指出了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国际环境的重重困难。
他发言时，那位老者始终微阖双目，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敲，看不出喜怒。其他官员则时而记录，时而皱眉，时而微微颔首。
待贾玉振讲完，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老者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直视贾玉振：“贾先生，你描绘的前景，令人神往。
但你可知，要将这些纸上谈兵变为现实，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需要打破多少陈规陋习、既得利益？
需要多少像你一样，既有热血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
贾玉振坦然迎上目光：“晚辈深知其难。但正因其难，才需早做谋划，汇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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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必然巨大，但若因惧怕代价而不敢梦想、不敢前行，则民族永无复兴之日。
至于人才……我相信，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渴望建设新国家的英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他们需要的，或许正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和一次真正的召唤。”
老者久久凝视着他，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慨。
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对身旁的官员道：“记录下来。贾先生所言，虽有些书生之气，但这份心气、这份眼光，尤其将‘人’置于建设核心的见解……难得。”
他又看向贾玉振，语气缓和了些：“贾先生，你的‘未来学’，不妨多做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多与各方面专家交流。
国家……需要各种声音，也需要能够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思考者。”
这次会面，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却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认可。
消息虽未公开，但圈内已有风闻。
贾玉振的声望，从文化界、青年群体，悄然渗透到了更具实权的技术官僚和部分开明官员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然而，就在贾玉振为此感到鼓舞，准备进一步深化研究时，一次看似平常的“私人邀约”，却让他窥见了荣耀背后的冰冷暗流。
邀请来自那位曾在“潇湘馆”前邀约他品茗未果的张伯钧，张委员。
这次是以“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主题是“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建国伟业”。
沙龙地点在一处幽静雅致、警卫森严的公馆。
与会者除了张伯钧等几位官员，还有几位在官方媒体上颇为活跃的“权威”文人。
气氛看似轻松，话题也围绕着文艺的社会功能展开。
起初，张伯钧等人对贾玉振的讲座影响力赞不绝口，称其“有效提振了民心士气”、“契合了领袖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宏伟构想”。
但渐渐，话题开始转向“引导”和“规范”。
一位头发梳得油亮、言辞华丽的“权威”文人笑道：“贾先生讲座受欢迎，足见民众渴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在描绘未来时，是否应当更突出……现有的成就和正确的领导？
比如，将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当前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西南交通线的努力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将未来的工业蓝图，更多地归功于战时工业内迁和当前的建设方针？
这样，理想才不至于虚浮，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引导民意。”
张伯钧接着话头，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贾先生是聪明人。你的‘未来’构想很有价值，但若能与当下的国策、与领袖的训示结合得更紧密些，其影响力、所能获得的资源支持，必将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你正在参与的教材编写，若能更多地体现……当前体制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对于塑造下一代的国家认同，岂非功德无量？”
他们的话语，如同温水，慢慢煮着贾玉振的理想。
他们不是在否定“未来”，而是试图将“未来”的阐释权、定义权收归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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