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贾玉振充满个人思考与血泪体验的“未来学”,改造成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涂抹着既定意识形态油彩的宣传工具。
贾玉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想起了小希望宁死也不愿他写下的“颂歌”,想起了胡风关于“画皮”与“软刀子”的警告。
原来,高层的“注意”和“认可”,未必是对思想的尊重,也可能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招安”或“利用”。
他们看中的,或许不是他思想的内核,而是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可能被“引导”和“规范”后,所能产生的巨大宣传效应。
他沉默了片刻,在张伯钧等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诸位先生的意思,玉振明白了。
描绘未来,确实不能脱离现实基础。玉振才疏学浅,所思所写,不过是一路流亡所见所感,以及一点书生妄念。
至于如何与国策结合……容玉振再细细思量。
教材编写之事,事关重大,玉振定当秉持学术良心,对子孙后代负责。”
他的话,看似谦逊,实则绵里藏针,既未明确答应“改造”自己的思想,也守住了“学术良心”的底线。
张伯钧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但面上笑容依旧:“当然,当然。贾先生谨慎是应该的。我们相信,以贾先生的智慧,必能找到文艺报国与个人理念的最佳结合点。”
沙龙不欢而散。
贾玉振走出那栋华丽的公馆,望着重庆依旧浓重的夜雾,只觉得那雾气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比任何有形的追捕和轰炸都更让人窒息。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正站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丧失独立思想、沦为传声筒的“坦途”;一边是坚守本心、却可能面临更隐蔽打压乃至彻底封杀的险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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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份沉重与警觉,贾玉振继续着他的讲座与写作,但言辞间,愈发注重基于事实的论述与逻辑推演,减少可能被曲解或利用的煽情与直接的政治关联。
他更多地走访工厂、学校、难童保育院,搜集第一手资料。
贾玉振开始了新的行动。他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方向截然不同。
他发起了一个小范围的“未来之友”读书会,汇聚那些真正对建设新国家有热情、有思考的青年技术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共同研读科学着作、讨论社会问题、分享像司机那样的民间智慧。
他将讲座的一部分收益,悄悄用于资助那些有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工科学生。
他在文章中,更多地引入像司机这样的普通奋斗者的故事,将宏大的“未来”叙事,与无数具体的、鲜活的、充满尊严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连。
他仍然接受官方邀请去演讲,但内容更加侧重于激发科学精神、倡导实干风尚、强调民众参与。
当张伯钧等人再次隐晦地提出“合作”意向时,贾玉振礼貌而坚定地表示:“玉振所长,不过是以笔记录时代,以言启发思考。若所言能于国于民有涓滴之益,于心足矣。至于其他,非我所长,亦非所愿。”
他的态度,让张伯钧等人意识到,这个书生并非可以轻易驯服、利用的棋子。软的不行,硬的威胁也随之暗涌。
贾玉振能感觉到周围的监视并未放松,某些场合对他“不合时宜”言论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甚至有关方面对他“背景复杂”、“言论可疑”的流言也在小范围散布。
压力巨大,前路看似又被浓雾封锁。
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理念,更是无数逝去和活着的人们心中那点不灭的星火。
这星火,或许微弱,却因承载了太多的鲜血、泪水、渴望与生命,而变得重于泰山,亮于北辰。
一个冬日的傍晚,贾玉振在“临江阁”他那间小阁楼里,主持了一次“未来之友”的聚会。
与会者只有七八人,有年轻的工程师,有中学教员,有印刷工人,还有两个眼神清亮的大学生。
没有宏大的议题,大家只是分享最近读的书、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思考。烛光摇曳,讨论热烈而坦诚。
聚会结束时,那位印刷工人,一个平时话不多的憨厚汉子,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本粗糙手工装订的小册子,递给贾玉振,黝黑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贾先生,我……我们几个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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