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想写，而是因为他必须写——在监狱里写的那些推演太过赤裸，需要一层小说的糖衣包裹，才能被更多人咽下去。
他调整呼吸，让思绪跨越太平洋，落回1948年春天美国南方的那个小镇。
阿甘第一次走进学校教室，腿上的金属支架在木板地上敲出“咔、嗒、咔、嗒”的规律声响，像一台走得不太顺畅的钟。
所有孩子都扭过头看他，目光黏在他腿上那对闪着冷光的金属条和皮革绑带上，然后迅速移开，交头接耳，发出吃吃的、压抑的笑声。
老师——一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戴着细框眼镜的霍金斯小姐——拍了拍手，声音清脆：“同学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福雷斯·甘。大家要友好相处。”
（此刻，贾玉振插入一段背景叙述，模拟阿甘家中那台收音机里飘出的、母亲关掉前的最后几句新闻摘要：“……国务卿在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概述对欧援助宏伟蓝图……
参议院听证会上，钢铁业代表强调产能转化对就业至关重要……
另据报道，苏占区德国工业设备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
这些碎片化的声音，是这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微弱回响，飘进一个孩子尚未能理解的世界。）
友好相处，在阿甘看来，就是课间休息时，几个大块头男孩把他堵在砖墙拐角，用手指戳他的金属腿撑，发出“叮叮”的脆响。
“嘿，铁腿，”为首的男孩龇着牙，“里面是空心的吗？能拆下来当棒球棍不？”
阿甘只是紧紧抱着母亲给他装午餐的旧帆布袋，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特制的、笨重的棕色皮鞋。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觉得阳光晒在金属上，很快变得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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