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林文君说的“竹子和玫瑰”。这个女孩虽然年轻，但点出了一个关键：这场辩论的本质，是关于文化适应性的。中国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去适应现代化的“玫瑰”？
雷米摇摇头，继续写：
“总体判断：辩论本身不会对中国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但反映了知识界的思潮转向。
战后若中国获胜，这种‘批判性学习’的思潮可能影响其国家发展路径，使其在亲近西方与保持距离之间摇摆。”
他签上名，叫来秘书：“发往巴黎。”
秘书接过文件时，顺口问：“先生，您觉得中国人这场‘修仙’讨论，真有用吗？”
雷米想了想：“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们开始思考了。而思考，总比盲从好。”
秘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着文件出去了。
雷米走到窗前，看着外滩的车水马龙。
黄浦江上，挂着外国旗的军舰静静停泊。
远处，中国城区的建筑低矮破旧，与租界的高楼形成刺眼对比。
他忽然想：如果自己是中国人，看着这样的上海，会怎么想？
会渴望拥有租界这样的“仙界”吗？
还是……会想建造一个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他不知道答案。
《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位于公共租界的一栋小洋楼里。
艾米丽·卡特是个三十岁的美国女记者，短发，戴眼镜，说话快，思考更快。
她刚收到重庆通讯员寄来的一包材料，里面除了常规战况报道，还有厚厚一叠关于“修仙辩论”的中文报纸剪报，以及一份详尽的背景说明。
她花了一下午时间，借助翻译读完了这些材料。
读完时，窗外天色已暗。
艾米丽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怎么了？又是坏消息？”同事杰克问。他是摄影记者。
“不……是很有意思的消息。”艾米丽重新戴上眼镜，眼睛发亮，“杰克，你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在讨论什么吗？”
“抗日？建国？还能有什么？”
“他们在讨论——该怎么看待我们美国。”
杰克愣住了：“看待我们？”
艾米丽把一份剪报推过去：“你看这个比喻。他们说西方是‘仙界’，留学生是‘修仙者’。有人主张全盘学习，有人主张批判性学习，还有人说……我们的‘仙界’里，底层过得也很惨。”
杰克粗略看了看：“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我们当然是‘仙界’啊！汽车、飞机、电冰箱……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和一场不知道能不能赢的战争。”艾米丽轻声说。
她站起身，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步：“杰克，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在我们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个落后的、需要拯救的国家。
但在他们自己的讨论里，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解剖——分析我们的优点，也分析我们的缺点。他们不是在跪着学习，是在站着审视。”
“那又怎样？”杰克不以为然，“讨论能改变什么？”
“能改变观念。而观念，最终会改变现实。”艾米丽坐回桌前，抽出一张稿纸，“我要写篇报道。不，不是那种猎奇式的‘看啊东方人多古怪’，而是严肃的分析报道。这场辩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
“主编会同意吗？读者想看的是战地新闻，不是中国文人的哲学讨论。”
“那就看我怎么写了。”艾米丽开始构思，“我要把这场辩论，放在中国现代化焦虑的大背景下来写。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直面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丢失自我？”
她越说越兴奋：“而且你看，辩论已经下沉到民间了。茶馆说书、工人讨论、学生组织学习会……这是一场自发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普通人开始思考——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杰克被她的热情感染了：“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写？”
艾米丽想了想：“标题就叫《中国的‘仙界’辩论：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性焦虑》。我要采访几个参与者，听听他们真实的想法。
对了，我还要联系那个胡风，还有……贾玉振。这场辩论的源头，其实是贾玉振的‘未来之书’思想。”
“贾玉振？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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