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西区一栋老房子的地下室里，烟雾缭绕。
这里是“费边社”左翼读书会的聚会点。
十几个男男女女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有的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有的干脆坐在地毯上。
壁炉里烧着廉价的煤块，火光把每个人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聚会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话题正进行到高潮。
“所以你们看，”说话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份刚出的《新政治家》周刊，“这篇分析文章写得非常深刻。
中国人用‘仙界’比喻西方社会，用‘修仙者’比喻留学生和买办阶层，用‘飞升’比喻阶级跃迁——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现代化路径的全民辩论！”
他翻到文章的重点段落，开始朗读：
“……当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是否该全盘学习西方仙界’时，他们实际上在问：一个后发国家，该如何在吸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同时，避免其固有的阶级固化、贫富分化、殖民掠夺？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
读完，房间里安静了片刻。
一个中年女教师开口：“这让我想起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总说英国是‘文明世界’，但东区的贫民窟、威尔士的矿工、殖民地的苦力——这些难道就是‘文明’该有的样子吗？”
“说得对！”另一个年轻男子激动地说，“中国人把我们的社会比作‘仙界’，但他们的文章里说，这个‘仙界’是靠底层‘小仙童’的血汗维持的。这话虽然难听……但难道不是事实吗？”
角落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缓缓开口：“我年轻时在印度服务过。那里的人看我们，大概也像看‘神仙’吧——住大房子，坐汽车，有仆人伺候。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仙气’，是吸了他们的血才有的。”
这话说得太重，屋里又安静了。
戴眼镜的年轻人打破沉默：“文章里还提到一个中国人，叫贾玉振。他写了《未来之书》，描绘一个没有‘仙界金字塔’的世界。你们听听这段——”
他找到另一页：
“贾玉振提出‘建仙者’理念：真正的进步不是让少数人飞升仙界，而是让所有人一起建造一个属于劳动者的新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技术是公开的技艺，不是少数人的秘法；财富是共享的果实，不是特权者的禁脔……”
“这听起来……”中年女教师迟疑地说，“有点乌托邦。”
“也许是。”年轻人说，“但至少他们在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而我们呢？我们连想象都不敢了，只是默认现在的秩序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最不坏的。”
壁炉里的煤块噼啪作响。
一个一直沉默的年轻女孩小声说：“我父亲在纺织厂当会计。他常说，工厂主们过着神仙日子，女工们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这不就是……‘仙界’和‘小仙童’吗？”
没人接话。
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同样的事。
那晚聚会结束时，年轻人对大家说：“下周，我们讨论一下：如果中国人在思考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那我们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中心的人，是不是也该思考同样的问题？”
人们默默点头，陆续离开。
走在伦敦潮湿的夜雾里，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面镜子——一面从东方来的镜子，照出了他们自己社会的影子。
而他们不知道，同样的场景，正在巴黎、柏林、纽约的某些角落里悄悄发生。
一周后，《新政治家》的那篇文章像一块投入池塘的石头，涟漪开始扩散。
法国《人道报》——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三版刊登了让·马莱的长篇评论。
马莱是个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文笔犀利如刀：
“当中国知识分子用‘仙界’隐喻批判西方社会时，我们这些自诩‘文明人’的欧洲人，该感到羞愧，而不是嘲笑。
“他们的‘仙界’，不就是我们的‘文明世界’吗？金字塔尖的资本家、政客、知识分子，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一切便利；而金字塔底的工人、农民、殖民地原住民，却像中世纪农奴一样被剥削。
“更讽刺的是，我们还在以‘文明使命’自居，要去‘启蒙’这些‘落后的东方人’。而他们，已经用最朴素的阶级分析，看穿了我们的本质。
“这场‘修仙辩论’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现代化不等于进步，工业化不等于解放。如果技术进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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