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七星岗，希望基金小院。
五月的山城已有暑气，但书房内依旧阴凉。
贾玉振坐在藤椅上，面前摊开着十几份国内外报刊，上面全是关于《清除日》的报道和评论。
他瘦得厉害，眼窝深陷，但眼神清明。
苏婉清在一旁替他整理信件——大部分是读者来信，有中文，有英文，甚至有几封俄文。
“美国版税的第一笔汇款到了，”苏婉清轻声说，“张万财说，够传习所扩建三间教室，再支撑难童食堂半年。”
贾玉振点点头，目光却落在《新华日报》的一篇评论上。
那是胡风化名写的文章，题为《从〈清除日〉看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文章肯定作品的国际价值，但笔锋一转：“……然则，我国作家之笔，在照亮异域黑暗之时，更应回照自身土地之疮痍。
法西斯之恶，在欧在美国为未来之警示，在我国则为当下之切肤。
日军暴行、汉奸丑态、民众苦难，皆亟待如椽巨笔如实记录、深刻剖析。
唯有将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结合，方不负时代之托。”
门外传来脚步声，冯四爷引着一人进来。正是胡风本人。
“贾先生，冒昧来访。”胡风穿着朴素的灰布长衫，手里提着两包茶叶。
贾玉振起身相迎：“胡先生文章，我已拜读。字字珠玑，切中要害。”
两人落座，苏婉清沏茶退出。书房内只剩二人。
胡风开门见山：“玉振兄，《清除日》震动世界，实为我中华民族文化界之光。然我今日来，非为赞誉，乃为恳请。”
“请讲。”
“兄之笔，既能虚构纳粹统治下之美国未来，何不以此犀利目光，直视眼前之日寇暴行？”
胡风身体前倾，眼神灼灼，“我军民苦战六年，牺牲数百万，可歌可泣之事、可憎可恨之敌，浩如烟海。
兄若能以《清除日》之笔力，写一本《侵华日军暴行录》，或一部揭露‘大东亚共荣’谎言之作，其于抗战之贡献，恐不亚于十万雄兵。”
贾玉振沉默。
他何尝没想过？但国民党审查如刀，写国内现实，远比写虚构未来艰难。
胡风似看穿他顾虑：“自然，直书现实多有禁忌。但兄可效《清除日》之法——以虚构之名，行纪实之实。
或可借鉴《黄粱梦》系列，以梦境、寓言为载体。总之，笔锋应东指，光照自家山河。”
正说着，阿四在门外轻报：“先生，千代子小姐来了，说特来告别。”
贾玉振与胡风对视一眼：“请她进来。”
千代子——前日特“白菊”，如今的反战同盟成员——走进书房。
她穿着中式妇女的蓝布衫，头发剪短了，眉宇间少了昔日特工的冷峻，多了几分沉静与疲惫。
“贾先生，”她深深鞠躬，“组织安排我去延安，联络那边的反战同盟同志。明日出发，特来辞行。”
贾玉振请她坐下：“一路艰险，保重。”
千代子点头，目光落在桌上摊开的报刊，看到《清除日》的报道，眼神复杂：“先生的书，在日本反战圈子里也有流传。虽然只有手抄节译，但……震撼了许多人。”
胡风忽然问：“千代子小姐，以你之见，何种文字最能触动日本士兵之心？”
千代子沉默良久，缓缓道：“空洞口号无用。他们听惯了‘鬼畜米英’‘皇国兴衰’。最能触动他们的……是具体的人。
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农民、工人，被战争扭曲、毁灭的故事。
是那些他们不愿回忆，却夜夜入梦的场景。”
她抬起头，看向贾玉振：“先生写美国普通人，写马克·陈，所以美国士兵共鸣。若先生写日本普通人，写一个被迫参军、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士兵，或许……也能让一些日本士兵看见自己。”
书房内安静下来。远处传来长江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
贾玉振起身，走到书架前，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取出一叠稿纸。
纸张已经泛黄，墨迹深浅不一，显然不是近期所写。
“其实，”他轻声说，“我写过。”
他将稿纸放在千代子面前。首页标题：《黄粱梦之〈昭和五分钱〉》。
千代子怔了怔，开始阅读。胡风也凑近看去。
稿纸上的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仿佛写作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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