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刑侦档案

只即将坠落的手拉回来。”

一位老科长低声问：“可你凭什么认为画画能做到这些？”

“因为我见过太多相反的例子。”李东翻开档案袋，抽出几张泛黄的照片，“姜志国十岁时画过一幅画，画中他是警察，抓坏人，救小孩。他母亲嫌‘不务正业’，当着他面撕了。从此他再没碰过笔。十年后，他因抢劫伤人入狱。去年死于肺病，三十四岁。”

他又拿出王林的《爆破原理手记》复印件：“一个能把雷管结构画得如此精细的人，若从小有人引导他画别的，比如建筑、机械、甚至漫画，他会成为工程师，而不是通缉犯。”

最后，他展示赵德海的糖纸画：“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老人，内心仍存着温柔。如果我们连这点光都不肯接住，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冷漠者。”

会议室鸦雀无声。

许久，主持会议的副局长缓缓开口：“我们可以批准项目延期备案六个月。但必须增加两名督导员，定期评估风险。”

“可以。”李东点头，“但我有一个请求：请允许我把今天的视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案例’提交市政法委。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有些伤口，不需要药，只需要被看见。”

走出大楼时，阳光刺眼。他没有立刻回村，而是去了市图书馆。在一排老旧的地方志中，他翻到了一本1978年的《八外村年鉴》。泛黄的纸页上，有一张模糊照片：兵工厂幼儿园的孩子们围坐一圈，正在画画。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护士蹲在地上指导，正是年轻的吴副院长。

照片说明写着：“1978年春，吴秀兰同志组织‘儿童美育周’，倡导‘以色彩疗愈心灵’。此为本厂首次开展非学科类教育尝试。”

他盯着那行字，久久不能移目。

原来，这条路，几十年前就有人走过。只是后来，被时代的风雪掩埋了。

他小心撕下一页空白纸，抄下那段文字，带回村里，贴在“彩虹画室”的历史墙上。旁边是他新写的一行字：

**“有些火种熄灭过，但从未真正消失。只要有人愿意弯腰拾起，它就能重新照亮黑夜。”**

当晚，文化站灯火通明。孩子们迎来了第一次“夜绘活动”。李东关掉主灯，只留几盏彩灯与蜡烛，播放轻柔音乐，鼓励大家画“梦里的世界”。

小梅画了一片星空下的村庄，每户人家的窗户都亮着不同颜色的光；陈大勇画了一棵参天巨树，树干上刻着“王爷爷教我画的第一棵树”；双胞胎姐妹合作完成一幅长卷：左边是灰暗的屋子，右边是开满花的庭院，中间是一扇缓缓打开的门。

最令人震撼的，是赵德海托人送来的一幅画??由护士代笔，他自己口述内容：

画面是一座废弃的兵工厂，烟囱倒塌，铁轨锈蚀。但在厂区中央，竟长出一片波斯菊，花瓣在风中飘向远方。下方写着一行字：

> “我这辈子，只种过一次花。是在1976年冬天，给一个难产去世的女工坟头。今年春天，我想再种一次。”

李东看着画，鼻子发酸。他知道，那不只是花，是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过错的赎罪，是对所有逝去美好的追念。

他当即决定：在文化站后院开辟“记忆花园”，种下赵德海指定的波斯菊与槐树苗。由孩子们轮流照料，每年清明，为所有被遗忘的灵魂献上一朵花。

三天后，省厅回函。教育局的担忧被驳回：“‘彩虹画室’模式符合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方向，应予支持而非限制。建议将其纳入全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并拨付首期专项补助五千元。”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封信随之而来??来自省妇联退休干部陈玉芬，信中写道：

> “我是孙荣的母亲。看到报道后，我哭了整整一夜。我女儿走得太早，来不及实现她的梦想。但她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能重活一次，我要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自由地哭和笑。’

>

> 我把她的教师资格证复印件寄给你。不是为了纪念，是为了传承。请替我女儿，多爱这个世界一点。”

李东捧着那张泛黄的证件，跪坐在办公室地板上，泪流满面。

他知道，孙荣从未真正离开。她的理想，正通过一支支蜡笔，在三十多个孩子的心里重生。

一周后的清晨，他再次巡村。路过卫生所时，护士惊喜地告诉他：“赵德海今天主动要求起床，还要了一面镜子。他说，‘我想看看，现在的我，配不配得上那些花。’”

李东走进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