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自己选的路。”
李东望向前面，赵永骏正和孙荣走进一间办公室，“他现在一定觉得，他的引导成功了，专案组被他带偏了方向。他会放松警惕，会开始行动。”
秦建国低声道：“而我们，只需要等着...
赵健蹲下身，指尖拂过档案室地板上散落的一份泛黄卷宗封面——《长乐县编织厂“”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纸页边缘卷曲发脆，右下角盖着一枚模糊的红色公章，墨迹洇开，像一滴干涸多年的血。
他没急着翻开，只盯着那个日期：1987年3月12日。
不是孙小兰说的“护厂闹了半个月后”，而是改制评估完成、新老板即将签合同前夜。
陈年虎把保温杯拧开，吹了吹热气：“东子，你瞅这个。”他抽出另一份薄薄的内档，封皮印着钢印：《关于对县编织厂资产价值重估的请示（草稿）》，落款日期是3月10日，经办人栏空白，但右上角用红笔潦草批注：“张主任阅后退经委党组会审议”。
“批注是张正明的字。”蒋雨递来一张放大照片，是当年经委会议纪要复印件，张正明在“资产重估”议题旁画了个圈，旁边写：“缓议，待三车间火情查明后再定”。
赵健喉结动了动。
火没查清，重估就搁置了；重估一搁置，40万成交价就成了铁板钉钉——而赵永福，就是死在3月12号凌晨那场火里。
“所以不是‘先烧人，再定调’？”孙小兰压低声音，手指无意识抠着卷宗边角，“火是引信，人是代价，价是结果。”
没人接话。档案室里只有老式吊扇吱呀转动，搅动浮尘，在斜射进来的冬阳里翻飞如雪。
朱明忽然“嘶”了一声，从底下抽出一份被油渍浸透的塑料袋装材料：“你们看这个。”
袋子里是几张皱巴巴的铅笔画，线条稚拙却极用力，画的是火——赤红的舌头舔舐房梁，黑烟拧成绳索捆住人影，角落歪歪扭扭写着：“爸在火里喊我名字”。
背面用圆珠笔补了行小字：“磊子画于，爸骨灰盒今天送到家”。
赵健怔住。他想起陈磊说“你看过父亲被烧焦的尸体”时，眼白上暴起的血丝。
蒋雨翻到卷宗末页，指着一页手写补充说明：“火灾现场勘验记录里漏了一条——三车间东南角配电箱后墙，发现半截未燃尽的麻绳，绳结打法特殊，像……像织布机上固定梭子的活扣。”
“织布工人才会打这种结。”孙小兰脱口而出，随即捂住嘴，“可那天夜里值班的，除了赵科长，就只有保卫科两个老职工，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打梭子结，但有人会。”赵健慢慢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一个十五岁顶班进厂、在织机旁长大的姑娘。”
空气骤然凝滞。
李队猛地抬头：“孙小兰？”
“不，不是我！”孙小兰脸色刷地惨白，往后退了半步，撞在档案柜上，震得几本旧册簌簌掉灰，“我那天……那天根本不在厂里！我发烧躺了三天！大刘能作证！”
“我们没说是你。”赵健声音很轻，却让孙小兰肩膀一松，“但你认识的人里，谁还会打梭子结？”
孙小兰嘴唇翕动，眼神慌乱地飘向窗外——厂区方向。
“……赵永福的老婆。”她终于吐出几个字，声音发颤，“林秀云。她以前是二车间挡车工，比我还早进厂三年。赵科长出事前半年，她就下夜班摔断了腿，再没回车间……可她家就在厂后门对面，窗子正对着三车间后墙。”
陈年虎立刻翻出人员档案，手指停在一张泛黄的体检表上：“林秀云，女，42岁，86年11月因左股骨骨折休养，单位发放病假工资至87年4月。”
“她有动机。”蒋雨迅速接上，“丈夫是生产科长，最清楚评估猫腻；她本人是老织工，懂设备价值；腿伤在家，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他顿了顿，“赵永福死后，她拿到一笔‘抚恤金’，数额是两万八，相当于当时全县平均工资的三十倍。钱从哪来？经委批的？还是……新老板给的？”
赵健没说话，只从档案堆底层抽出另一份卷宗——《长乐县纺织系统87年度工伤抚恤金发放明细》。他手指划过密密麻麻的姓名，在“林秀云”那一栏停下：备注栏写着“特批，经委主任张正明签字”。
“特批”两个字，墨色比其他行深得多，像是用力按下去的。
“她恨张正明吗？”孙小兰喃喃道，额角渗出细汗，“赵科长死前……跟她说过什么？”
朱明突然拍了下大腿：“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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