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鸦片战争》后，徐闻荣看到一本法兰西记者所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
书中倡议重建圆明园以‘赎罪’的观点，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他也开始筹谋此事。
毕竟始作俑者都承认错误了，我们...
清晨六点四十九分，热浪还未完全升起，但空气已经干燥得能割裂肺叶。王曜坐在“萤火号”副驾，望着前方无边无际的沙海，远处的地平线像被火烤弯了腰，微微颤动。导航显示距离且末县达巴特小学还有八十三公里，可这条路早已被风沙抹去轮廓，只剩下几根歪斜的木桩，挂着褪色布条，标记着人类曾经走过的痕迹。
司机小李擦了把汗，声音发涩：“这地方，骆驼都嫌远。”
王曜却笑了，指尖轻轻抚过车窗上一道细小的裂痕??那是去年一场沙尘暴留下的印记。“可孩子们每天就是踩着这样的路，从绿洲边缘走来上学的。”他说。
资料早就在他背包里翻得起了毛边：达巴特小学，建在沙漠与绿洲交界处的一片胡杨林中，九个学生，三间土房，屋顶用红柳枝和泥巴糊成，墙皮剥落处露出干枯的草茎。唯一的老师叫阿依古丽，四十岁，维吾尔族，原本是县城中学的语文教师，五年前辞职返乡，只为不让村里最后一个教学点消失。她教六个年级的所有课程，用一块黑板、一本旧课本、一支粉笔撑起整个学校。最艰难时，全校只剩三个孩子，家长说：“读书不如放羊实在。”但她没走，每年春天都在校门口种下一棵胡杨苗，说：“树能活，孩子就能回来。”
车子终于在午后一点零七分停下。眼前是一片低矮的院落，围墙由黄土夯成，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漆已斑驳，却仍清晰写着：“达巴特小学”。九个孩子站在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最小的不过六岁，最大的十四岁，每人手里捧着一只陶碗，里面盛着清水。他们不说话，只是依次上前，将水轻轻洒在王曜脚边。这是当地最深的礼节??以水敬客，因水比金贵。
“王老师，”阿依古丽迎上来，笑容如沙漠中的月光般安静，“我们等您，等了两年。”
她身后，墙上贴着一张手绘地图，标注着全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每个省份都插着一面小旗，旗上写着一个名字：北京的小雨、海南的阿月、西藏的次仁……那是孩子们通过“信舟计划”和“漂流盒”结识的远方朋友。地图下方，是一行歪歪扭扭的汉字：“我们的朋友，在发光。”
当晚，王曜住在教师宿舍??一张窄床，一盏太阳能灯，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画作。一幅画中，沙漠中央长出一棵大树，树冠托着太阳；另一幅画里，九个孩子手拉手，脚下是流动的沙河，头顶是无数星星组成的桥。他在灯下翻开日记本，写下第一行字：“第四十一站，塔克拉玛干南缘。这里没有海，没有雪，只有沙。但沙粒之间，藏着比盐更咸的眼泪，比铁更硬的希望。”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未亮透，教室外已传来??声。孩子们早早来到学校，在门前空地上摆好九块石头，每块石头上放着一片写满字的纸??那是他们的“晨读诗”。王曜走近一看，心头猛地一震。
达娜写的：“我想变成一阵风，吹开爸爸锁住的眉头。”
艾力写的：“我不是逃学，我只是想多看一眼那棵还没死的胡杨。”
最小的古丽米热只写了五个字：“我怕，但我来。”
阿依古丽轻声说：“他们从没上过‘表达课’。有人说，沙漠里的孩子只要会数羊、会找水就行。可我想让他们知道，心里有话的人，哪怕一辈子放牧，也能活得像诗人。”
王曜点头：“那就从今天起，让他们的声音穿过沙暴。”
第一堂课，他没讲课，而是拿出一只沙漏，放在讲台上。沙漏是特制的，上下两段玻璃之间嵌着一圈微型录音器。“今天我们不写字，只说话。谁想告诉世界，你心里藏着什么？”
沉默良久，艾力??十二岁的男孩，脸上有道旧伤疤，据说是被骆驼踢的??站起身，走到沙漏前，低声说：“我爹说我不争气，念书没用。可我昨晚梦见自己成了播音员，声音从广播里传出去，全镇的人都听见我说：‘今天晴，风不大，适合放羊。’醒来我就哭了。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也能说话。”
王曜按下录音键，轻声问：“能再说一遍吗？我想把它放进‘风之盒’，随下一个漂流盒送去内蒙古草原。那儿的孩子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艾力点点头，这一次，声音大了些。
接下来的三天，教室成了沙漠中的声音绿洲。王曜带着孩子们做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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