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他就容易忘了分寸。我想，他多半不是故意让您感觉为难的，那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事。抱歉，陛下，我早该事先想到这一点的。」
这话说得不重，却刚好把责任揽了过去。
「不。」维多利亚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语速比方才快了一点，像是生怕被误解似的：「您别误会了，我没有怪罪他的意思。真的没有，他并没有失礼，而且也没有逼我回答什么。」
「只不过————」维多利亚抬起头看向亚瑟，眼神里明显带著些懊恼：「我暂时还没学会该怎么面对这种话题。如果他说的是书，或者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安排，我还能回应他几句。可当他说那些孩子、那些女人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论我怎么回答，都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她说到这里，微微蹙起了眉：「如果我表现得太认真，那就好像是在承诺什么，但我不能在没有与内阁和枢密院磋商的情况下，私下向别人承诺更改一项事关重大的法律。可如果我只是听著，又好像显得太轻率、太没有同情心了。如果您见到狄更斯先生，请务必帮我转告他，我真的很感谢他那天能够告知我如此之多的社会实情。」
「陛下能有这样的想法，能说出这样的话————」亚瑟微微一怔，旋即换上了一副笑容，他的语速很慢：「就已经远比大多数人所期待的要多了。至于您方才提到的那些困扰————其实并不只是您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明白。」维多利亚点了点头：「罗素勋爵最近确实很辛苦。」
亚瑟听到维多利亚居然开始主动体贴起了内务大臣，不由得想要把话题往回掰。
毕竟在他看来，不论是罗素还是墨尔本，他们迄今为止碰到的许多麻烦都是自找的。
辉格党，这个自由主义政党，自从上台执政之后，便已经日趋保守化，但是他们又不愿舍弃自由主义的旗帜，并白日做梦般的希望这面旗帜依然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他们带来选票。
这样一个大脑与屁股分离的政党，自然会在许多政策的执行问题上出现心口不一的症状。
倘若辉格党想要寻求社会稳定，那么就应当下定决心保守化，在济贫法问题上直接退让。如果他们愿意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依亚瑟的观察，保守党是不会对这一议题大加阻拦的。
倘若辉格党依然延续1832年议会改革时的执政纲领，那么在济贫法问题上就理应遵照济贫法委员会的意见，按照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想法，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口气解决几个世纪以来因济贫税而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即便这种做法会引起社会动荡。
毕竟，新《济贫法》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新《济贫法》通过前，济贫税事实上是由教区自行征收、分配的，因此救济标准也因地而异，缺乏统一尺度，在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户外救济盛行的区域，济贫救济事实上成了工资补贴。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农场主可以压低雇农工资，因为即便雇农工资不足以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其中的差额也可以由济贫税补齐。这么干的人多了，济贫支出自然会呈现逐年结构性上涨的态势。
如此一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济贫税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但却持续膨胀的财政黑洞。
在旧制度下，一个低薪雇农的收入往往来自于工资和济贫补贴。因此，他们甚至可能比独立劳动者过得还稳定。而雇主也更倾向于低薪雇佣，把他们的用工成本转嫁给公共救济。
而在新《济贫法》施行后，零散的教区救济被统一并入联合济贫区，往日不成系统的济贫事务也引入了统一的财政、审计和监督体系。并且，新《济贫法》还明确了一个核心原则：济贫不是工资收入的补充，而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从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如果新法可以顺利施行，不仅可以让劳动力回到市场，令工资真实反映供需，促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还可以削弱地方传统权力，剥夺地方乡绅的救济裁决者身份，解除雇农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中央政府与议会的权威，顺便还能削弱保守派的社会基础。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辉格党为了自由主义的选票，不愿伸手打自己的脸，直接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但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他们又忧心于新《济贫法》带来的社会动荡，所以想要在执行层面放缓步伐，如果地方上反对激烈的话，甚至原地踏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鼓励地方自决，将中央政府的济贫权力下放。
作为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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