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我是怪谈？



哒哒！

马蹄声，脚步声，戛然而止。

张大牛等五个背嵬重骑，那可全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宋金绞肉战场中筛选而出的巅峰重骑。

其实力，自然不是寻常阴兵可比的。

仅仅是刚一现出身形。

...

我站在公寓楼道口，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旧照片，指尖微微发颤。

照片上是我五岁生日那天拍的全家福——父亲穿着笔挺的蓝衬衫，母亲挽着他的胳膊，笑得眼角有细纹；而我站在他们中间，穿着小熊连体衣，手里还捏着半块奶油蛋糕。可就在这张看似寻常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斜的小字：“别信镜子里的你。”

不是钢笔，不是签字笔，是铅笔。字迹边缘有反复涂抹又擦去的痕迹，纸面微微起毛，像是被某个人在深夜里攥着它反复摩挲过无数次。

我抬头看了眼头顶锈迹斑斑的楼道灯，它正滋滋作响，灯光忽明忽暗，在墙上投下我拉长又缩短的影子。这栋老式筒子楼建成于1987年，七层高，没有电梯，楼梯拐角堆着邻居的旧鞋架和蒙灰的绿植，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与陈年油烟混杂的气息。我住三楼东户，门牌号304，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钥匙孔边缘磨得发亮。

可我昨天才搬进来。

准确地说，是“重新”搬进来。

因为这间屋子，我本该在十二年前就永远离开。

十二年前那个雨夜，我蜷在沙发底下，听见父亲在主卧里砸碎了第七面镜子。玻璃炸裂的声音像冰雹砸在铁皮屋顶上，尖锐、密集、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节奏感。母亲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浴室门口，对着最后一面没被砸掉的落地镜，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颈侧，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血痕，血珠顺着指尖滴落，在瓷砖上绽开一朵朵暗红的小花。

而镜子里……镜子里站着另一个她。

那个“她”穿着同款碎花睡裙，但裙摆干爽，头发蓬松，脸上带着温软的笑。她缓缓抬起手，指尖隔着镜面，轻轻点了点真实母亲的心口位置。

然后，母亲倒下了。

再然后——我逃出了这栋楼，再没回来过。

直到三天前，我在市档案馆翻查旧户籍资料时，无意间瞥见一张泛黄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甲方栏赫然印着“青梧区旧城改造办公室”，乙方栏却空白一片，只在右下角用圆珠笔潦草补了一行字：“已由林砚本人签署，”。

林砚，我的名字。

可我从未签过任何拆迁协议。

更诡异的是，协议附件里夹着一张购房合同扫描件——买受人：林砚；房屋地址：青梧区梧桐巷27号304室；签约日期：2013年9月17日；付款方式：全款；付款时间：当日。

我盯着那串数字，胃里一阵翻搅。

2013年9月17日，正是我母亲死亡的第二天。

而那天，我正在市立第三医院精神科住院部，被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伴解离性失忆”，病历上清清楚楚写着：患者自述“记不清事发经过”，“对家庭住址及亲属关系存在严重混淆”。

可这份合同上的签名，龙飞凤舞，力透纸背，分明就是我成年后的笔迹。

我立刻赶往梧桐巷27号。

楼还在。

墙皮剥落得比记忆里更厉害，二楼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褪色的童装，阳台上一盆茉莉开得正盛，香气浓得发腻。我掏出手机，调出购房合同原件照片，逐字核对门牌号——没错，就是这里。

我掏出钥匙。

一把铜制老钥匙，不知何时出现在我钱包夹层里，上面刻着“304”三个微凹的数字。

插入锁孔，转动。

咔哒。

门开了。

屋内没通电，但光线并不昏暗。午后斜阳从客厅西向窗户灌入，在地板上铺开一块晃动的金斑。灰尘在光柱里浮游，像无数细小的活物。家具齐全：米色布艺沙发、原木茶几、墙角立着一台老式双门冰箱，门把手上还挂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围裙。

一切，都和十二年前一模一样。

除了……镜子。

家里没有一面镜子。

玄关没有穿衣镜，卫生间没有洗漱镜，卧室没有梳妆镜。我拉开卫生间柜门，里面只有半瓶洗发水、一支用秃的牙刷，和一个空荡荡的镜框——镜面被人整块撬走了，只留下四枚生锈的螺丝钉，像四颗被拔掉的牙齿。

我蹲下来，手指拂过镜框背面。

那里贴着一张便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