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把东平王亲手写的“黄金许诺”,当成柴火,扔进百姓肚子里那团快要熄灭的火里。
火苗一蹿,烧起来的,就不是粮食,是人心。
当天申时,南门城墙下围满了人。
不是来看热闹的。
是来“认字”的。
几个识字的老童生被请上高凳,手持长竿,指着墙上檄文,一字一顿念。
念到“授千户职”,底下有人冷笑:“千户?俺爹当年在济南卫当过千户,全家饿死在城隍庙,尸首被野狗拖走三回!”
念到“赐田百亩”,一个断了右手的老农呸了一口:“百亩?俺家祖上三百亩,如今只剩三垄地,还被王府‘代管’着,一年交租七成!”
念到“赏银万两”,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一个瘦猴似的半大孩子挤出来,举着半块黑乎乎的窝头:“银子?能吃吗?能救俺娘的命吗?!”
笑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
渐渐地,笑声变成了骂声。
骂声变成了哭声。
哭声最后,汇成一股低沉的、压抑了二十年的嘶吼:
“开仓!放粮!!!”
这声音,比战鼓更震耳,比惊雷更摄魂。
当晚戌时,林川在府衙设宴。
席面极简:四碟小菜,一坛烧酒,主食是两屉热腾腾的玉米面窝头。
座上无官员,只有七人——
赵家洼的里正,头发花白,左手缺三根指头;
南门豆腐坊的陈掌柜,腰弯得像张弓,袖口补丁摞着补丁;
城东织机坊的刘寡妇,三十出头,鬓角已见霜色;
还有四个,是各里坊推出来的“话事人”,全是些脸皱得像核桃、手糙得能刮下一层皮的老头。
胡大勇亲自执壶,给每人倒了半碗酒。
林川端起碗,没说话,只是朝众人拱了拱手。
七双眼睛齐刷刷盯住他。
没有畏惧,没有谄媚,只有一种钝刀割肉般的凝重。
林川放下碗,从怀中取出一叠纸。
不是告示,不是檄文。
是地契。
泛黄的纸页上,墨字斑驳,盖着层层叠叠的红印——最早一份,竟出自洪武十七年。
“峄州七里,自元末至今,共失田三万六千八百亩。”林川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凿,“其中两万三千亩,被东平王府以‘代管’‘赎买’‘军屯’之名吞并;余下一万三千八百亩,分散在大小四十七家豪强手中,田契大多作废,租约十年一换,换一次,佃户就少三成。”
他将地契推至桌心:“这些,是王府和豪强们最近三十年,强占田产的‘凭据’。”
七人沉默。
赵里正伸出枯枝般的手,想碰又不敢碰。
“今天起,”林川续道,“所有田契作废。旧租约一律清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张沟壑纵横的脸:
“从明天开始,谁耕的地,就是谁的。官府不收租,只收‘公粮’——十税一,秋后交,多交不收,少交不补。”
刘寡妇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陈掌柜肩膀剧烈抖动,像风里一截快朽的木头。
“但有个规矩。”林川举起食指,“每户,最多领五十亩。多了,官府收归‘义田’,由里坊共管,收成一半充公仓,一半分给孤寡。”
没人说话。
可那七双眼睛,忽然亮了。
不是烛火那种亮,是深潭底下,终于有鱼摆尾搅动了死水。
胡大勇看着这一幕,喉咙发紧。
他忽然想起师父教他练枪时说过的话:“枪尖要稳,不是靠胳膊硬,是心里得有根桩。”
原来师父心里的桩,从来不在京城,在不在朝堂,也不在什么靖难侯的爵位上。
就在眼前这七双熬红的眼睛里。
就在赵家洼那三口枯井边上。
就在每一粒被百姓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去的糙米中间。
宴散时,已是亥时。
林川送众人至府衙门口。
刘寡妇忽然停下,从怀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帕子,里面包着三枚煮熟的鸡蛋。
“侯爷……”她声音细若游丝,“我家娃……说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专治坏人。”
林川没接,只低头看了看那三枚蛋。
蛋壳上,还沾着点没洗净的鸡屎。
他忽然笑了,伸手,拈起一枚。
咔嚓。
蛋壳裂开一道细纹。
他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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