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明敏提出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
夏振华不由一笑：“明敏同志，这算是问题吗？”
“只要扶贫草案在常委会上通过，省政府扶贫办公室改革后，这份草案将由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
“下面各地级市，各县区，按照方案执行就行。”
“怎么会有何处落地，何处执行的问题呢？”
楚孟中也是疑惑的看着欧阳明敏。
欧阳明敏笑了笑：“夏省长，也就是说，你推行的扶贫工作是要在全省全面开花。”
“行，那我问你，要全面开花，省政府有......
范天游站在喻品德办公室的窗边，没接话，只将右手缓缓插进西装裤兜，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旧钢笔帽——那是他刚调入政研室时，夏振华以省长身份出席全省政策研讨会后亲手赠他的。笔帽上刻着极细的“慎出”二字，当时他以为是勉励勤学之意，如今才觉出那两个字里压着千钧分量。
窗外，省政府大楼西侧的银杏树正落尽最后一片叶子，枯枝嶙峋地刺向铅灰色天空。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桌上一份《西秦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期评估报告》哗啦作响。范天游低头扫了一眼封面右下角的日期：十月二十七日。正是夏振华最后一次召见他的日子。整整十六天零七小时。
他忽然想起自己写第一篇扶贫内参时的情景。那时他三十二岁，在长宁市委政研室整理旧档案，偶然翻到一份1983年铁兰县“三不靠”山区调查手稿——不靠山、不靠水、不靠路，全县八成耕地坡度超二十五度，雨水一冲，表土全走，留下白花花的石头碴子。手稿末尾，一位老农用炭条歪斜写着：“地养不活人，人就该换个活法。”这句话他抄在笔记本扉页，十年未换。
喻品德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枸杞茶，目光却没离开范天游的侧脸。这位政研室副主任素来以冷静著称，可此刻耳根微微泛红，喉结上下滑动了三次——那是人强行吞咽情绪的本能反应。
“范主任，”喻品德放下杯子，瓷底磕在红木桌面上发出轻响，“左市长让我转话，没让我说别的。但作为老同事，我多句嘴——你案头那份《关于建立扶贫发展双轨评价体系的构想》，夏省长上周批阅时，用红笔在‘双轨’二字旁画了个圈。”
范天游猛地转身：“画圈？”
“对，不是打叉，也不是问号。”喻品德伸出食指，在空气中虚点两下，“是实心圆。跟当年他批你《论贫困识别动态化管理》时一模一样。”
范天游怔住了。那篇被夏振华批注“有创见”的文章，后来成了全省建档立卡系统升级的蓝本。而眼前这个圈，像一枚滚烫的印章，盖在他悬了十六天的心口上。
他快步回到办公室，反锁上门，从保险柜取出三份文件：一份是夏振华赴任后首次调研青崖县的讲话纪要；一份是省扶贫办内部传阅的《2023年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风险排查简报》；第三份最薄，只有两页纸，标题是《西秦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绩效审计预警（机密）》。他翻开最后一页，在“资金沉淀率超65%的七个重点县”名单里，青崖县排在第二位。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原来夏振华这十六天，并非闲置。他去了青崖县，在暴雨夜蹚过塌方的盘山道，住在搬迁安置点最东头的第三栋楼——那栋楼至今没通自来水，居民每天排队接山泉水。范天游记得自己去年提过建议：易地搬迁不能只搬“房子”，更要搬“活法”。可当时省扶贫办主任李国栋拍着桌子说：“范副主任，你写文章可以天马行空，但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要有出处！”
门被轻轻叩响三声。
范天游迅速合上文件，喊了声“请进”。
进来的是扶贫办综合科科长陈默，手里捏着个褪色的蓝布包。“范主任，青崖县王书记托我捎来的。”他把布包放在桌上，声音压得极低，“说是您去年去调研时，答应给安置点小学修图书角，孩子们自己编的‘石头书’。”
范天游解开布包，里面是二十本用鹅卵石粘成的“书”——每块石头上用颜料画着简笔画：戴草帽的农民、弯腰的水稻、冒烟的砖窑……最后一页用粉笔写着：“范老师，我们的新学校有玻璃窗了，但风一吹，窗框还在晃。”
他喉头一哽，突然抓起桌上那份《双轨评价体系构想》，手指颤抖着翻到第七页。那里他用红笔圈出一句话：“扶贫成效检验，当以群众手指的温度为刻度——摸过新校舍墙壁的孩子，比任何第三方评估报告更懂什么是‘稳固’。”
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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