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理理?”
保姆车内,热芭一脸好奇。
经纪人见状当即解释道:
“就是一个花魁,不对,明面上是花魁,暗地里是敌国间谍,另外还有个什么前朝皇室后裔的身份,反正很复杂。”
热芭闻言...
暴雨过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湿润而清新。拾光跳上车顶,爪子轻轻扒开天窗缝隙,探出半个身子去嗅那风中的讯息。它耳朵竖立,像是听见了什么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也许是远方某处孩子的低语,或是老屋檐下未寄出的信在悄悄发芽。
大巴重新启动,沿着新开通的公路缓缓前行。窗外草原渐次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伏的丘陵和零星散布的村落。导航显示下一个目的地:甘肃临夏,一个回族与东乡族混居的边境小镇。那里有一所由清真寺改建的女子夜校,专为成年后才开始识字的少数民族女性开设课程。她们中许多人一辈子没写过自己的名字,如今却想学会读《古兰经》,也想写下对儿女的心里话。
抵达那天正逢周五主麻日。我们停好车,刚支起帐篷,便见一群裹着头巾的妇女远远站着观望。她们三五成群,眼神谨慎,手不自觉地攥紧衣角。翻译小马告诉我们:“她们怕你们是来‘改造’她们信仰的记者。”
阿阮没说话,只是取出一只木盒,打开后是一叠泛黄的手抄本??那是我们在云南采集到的一位彝族老妪写的祷词集,用汉字音译记录本民族语言,字迹歪斜却虔诚。她将其中一页轻轻放在地上,退后一步,做了个“请看”的手势。
一位年长的阿婆迟疑着走近,弯腰拾起纸张,眯眼细读。忽然,她抬起头,声音微颤:“这不是唱歌的调子吗?我奶奶以前就这样念晚课……”
气氛悄然松动。
第二天清晨,夜校正式开课。教室是用旧讲堂改造的,水泥地,木板桌,黑板边缘已斑驳脱落。念安坐在角落弹吉他,哼一首没有词的旋律,像风掠过山谷。起初没人回应,直到有个年轻女人突然开口,用东乡语轻声接了一句。接着又一个,再一个……最终汇成一段从未被录音设备收录过的女声合诵。
我们立刻架起设备,但不急于录制,而是先请每位学员在纸上写下自己最想说却从未说出的话。有人写“我想告诉儿子,我不是笨,我只是没机会上学”;有人写“丈夫说我念书是浪费时间,可我现在知道,我也值得被听见”;还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写下:“我活了大半辈子,今天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人’。”
中午休息时,拾光溜进教室,在阳光照耀的地板上打了个滚,露出柔软的肚皮。孩子们围过来摸它,笑声终于打破了沉默的坚冰。
下午,我们启动“声音绣坊”计划??把她们的文字转化为音频刺绣作品。每句话对应一种音符节奏,通过特殊程序编成一段可聆听的“声纹图案”。完成后,这些声音会被刻录成微型芯片,缝进一方方手工布帕中,成为可以随身携带的“会说话的信物”。
第一位完成的是名叫赛丽麦的中年妇女。她的布帕里藏着一段话:“女儿,妈妈现在能读你作业本上的字了。虽然错了很多,但我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别嫌弃我慢,好吗?”当她在耳机里听到这段话被温柔女声朗读出来时,捂住嘴哭了整整十分钟。
当晚,夜校破例举行了一场“月下诵读会”。没有灯光,只点了几盏油灯。妇女们轮流站起身,用刚刚学会的汉字,一字一句念出自己写下的句子。有磕绊,有重复,甚至有人念错了音惹得大家笑作一团,但没有人打断,也没有人嘲笑。
轮到那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时,她拄着拐杖站起来,声音沙哑却坚定:“我叫马一乃斯,今年七十三岁。这是我人生第一篇作文。”
她顿了顿,展开皱巴巴的纸页:
“从前我觉得,女人的命运就像灶台边的灰,风吹就散。可现在我知道,只要肯学,灰也能变成墨,落在纸上就成了字,进了耳朵就成了歌。我不怕老,只怕死前还没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
全场寂静,继而掌声如雷。
拾光蹲在窗台上,尾巴轻轻摆动,仿佛也在应和这迟来却无比珍贵的觉醒。
离开那天,所有学员集体送行。她们每人带来一块亲手绣的布片,拼成一幅巨大的“声音拼图”,中间绣着四个歪歪扭扭却极其认真的汉字:“我们也想说。”
我们郑重收下,并承诺将其送往北京参展。临行前,赛丽麦追上来,塞给念安一个小布袋:“这是我熬了三个晚上做的荷包,里面装了一粒麦子??是我们家去年收成最好的那一颗。你替我带给下一个需要勇气的人。”
车驶出很远,还能看见她们站在村口挥手的身影,像一排倔强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花。
七月流火,“流动车”转入川东北山区,参与一场针对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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