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指抖了三次——比原来多一次。”
我喉结动了动:“你记得真准。”
“因为那三抖,是你写在我剧本夹层里的小字。”他声音低下去,“你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撒谎的手势。”
我没说话。手指无意识抠着窗台缝里的一粒灰。
“林砚。”他忽然叫我的全名,不是“林老师”,也不是“砚哥”,就是“林砚”两个字,平平仄仄,像敲木鱼,“你别熬了。我知道你最近在改《雾港》终稿,也听说起点的事。但你记住——你不是为了他们写戏的。”
我闭上眼。
“我是为了谁?”
“为了那个在录像厅偷录《阿飞正传》胶片、放坏三台放映机的高中生。”他声音很稳,“为了那个在出租屋地板上画分镜表、用外卖盒当取景器的穷学生。为了那个……我爸临走前,攥着你手说‘别改,就这样拍’的人。”
我猛地睁眼。
他怎么会知道最后那句?
“你爸葬礼那天,我在后排。”沈砚说,“我没上前,但听到了。你跪着烧纸,火苗卷着纸灰往上飞,你抬头看天,说了一句:‘他没说完的话,我替他说完。’”
我手指一滑,手机差点掉进水池。
“你……”
“我不是来感动你的。”他打断我,语气忽然硬起来,“我是来告诉你,下周一,《雾港》开机仪式,资方临时换掉了原定女主,换成流量小花。她今天下午刚签完约,晚上就发博说‘终于等到林砚老师的剧本’,配图是你三年前发在微博的一页手稿照片——你删了,但她存了。”
我脑子“嗡”地一声。
那页手稿上,有我用红笔圈出的一行小字:“此处留白,等她来填。”
当时写给的是原女主,一个从北舞毕业、演过十二年话剧的姑娘。她试镜时没说话,只是站在镜子前,把头发一缕一缕拆开,又一缕一缕扎回去,重复七次。我当场拍板:“就她。”
可现在,镜子里站的是另一个人。
“她根本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沈砚声音冷下来,“她以为那是夸她。可你知道,那行字真正的意思——是等一个能把空白填成惊雷的人。”
我靠在洗手台边,慢慢滑坐下去,后背抵着冰凉瓷砖。
“林砚,”他声音忽然很轻,“你写了十年剧本,没签过一家公司,没挂过一个工作室名头,连税务都是自己报。你总说‘戏在人先’,可人呢?人在哪里?”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我查了。”他说,“起点这次误判,根源是AI审读模型调用了你过去三年所有公开剧本的语义库。它把你写‘沉默’的十六种表达方式,全标为‘情绪压抑风险’;把你描写‘光’的四十七种形容词,判定为‘意象过度密集’;最绝的是——它把你在《潮声》里写的那句‘她哭得没有声音,只有睫毛在颤’,归类为‘生理细节失真’。”
我怔住。
那句台词,是照着我妈写的。她癌症晚期最后三个月,痛到咬破嘴唇,却从没哼过一声。我蹲在病床边,看她睫毛在惨白灯光下颤,像濒死的蝶翼。
“它不懂。”沈砚说,“它只认数据,不认人。”
我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右手。掌纹杂乱,生命线末端有个小小的分叉,像被刀尖挑开的伤口。医生说这叫“断裂纹”,预示重大变故。我笑笑,没当真。
可有些断裂,是真的。
比如上周五,我妈住院复查,我赶去市一院,电梯门将关未关时,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冲进来,怀里抱着厚厚一摞《雾港》原著小说——是我三年前出版的那本,封面已经卷边,书页泛黄。她看见我,眼睛突然亮得惊人,把书举到我面前:“林老师!您能给我签个名吗?就写‘给未来会讲故事的你’!”
我接过笔,手腕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
她仰着脸,额头上还沾着粉笔灰,马尾辫甩来甩去,像只不知疲倦的小鹿。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十五岁那个暴雨夜。我爸车载广播里正放着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雨刮器机械地左右摇摆,像一把生锈的尺子,量着我和世界之间越来越窄的距离。
我最终没签名。
只把书还给她,说了句:“别学我。太累。”
她愣住,笑容僵在脸上。
我转身走进电梯,关门前看见她还站在原地,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书脊,像摸着什么易碎的活物。
现在,那本书大概就躺在她书桌最醒目的位置。而我的新剧本,正被AI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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