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亮起,妹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背景是医院走廊。她头发随意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鬓角,手里还攥着一支没盖帽的签字笔。
“哥。”她声音有点哑,“妈刚才清醒了二十分钟。她问我,你写的那个剧本,是不是真的有萤火虫?我说是。她就笑了,说‘那孩子有福气’。”
林砚喉咙发紧,只“嗯”了一声。
徐砚把镜头转向旁边。病床上,母亲安静地躺着,银白的头发铺在枕头上,像一捧初雪。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安徒生童话》,书页间夹着一朵干枯的茉莉花。
“妈说,你小时候最怕黑。每次停电,你就钻进她怀里,数她心跳。后来你开始写故事,第一个主角,就是个怕黑却总替别人掌灯的孩子。”
林砚望着母亲平静的睡颜,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他偷偷把家里唯一一台彩电卖了,换了台二手打印机。父亲暴怒,抄起鸡毛掸子追着他满院子跑。他躲进柴房,反锁上门,在昏暗光线下,用颤抖的手印出人生第一份小说稿——《路灯下的纸鹤》,讲一个聋哑男孩,每天深夜折一千只纸鹤,只为等路过巡警帮他找失踪的妹妹。
父亲踹开门时,他正把最后一张稿纸塞进信封,抬头说:“爸,我答应过妹妹,要给她写一百个不黑的故事。”
父亲举起的鸡毛掸子,最终落在了自己腿上。
徐砚轻声问:“哥,你还记得纸鹤的事吗?”
林砚点点头,喉结上下滚动:“记得。我后来才知道,那晚爸蹲在柴房外听了整夜,等我睡着,又把散落的稿纸一张张捡起来,用浆糊粘好,压在自己枕头底下。”
视频那头,徐砚忽然笑了。她抬起手,用袖口蹭掉眼角一点水光:“哥,你不用写什么檄文。你只要继续写。写萤火虫怎么搬家,写纸鹤怎么飞过停电的夜,写那些被算法筛掉的、皱巴巴的、带着体温的真话。”
她顿了顿,把镜头转向窗外。
雨不知何时停了。东方天际透出一线极淡的青,云层裂开缝隙,漏下一束微光,刚好落在对面住院楼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细碎跳跃的银斑,像无数只刚刚苏醒的萤火虫,正奋力振翅。
“你看,”徐砚说,“天快亮了。”
林砚没说话,只是把手机转过来,让镜头对准自己摊开的右手。掌心里,静静躺着三颗东西:一颗是昨夜剥开的枸杞,饱满红润;一颗是助理小周硬塞给他的薄荷糖,透明糖纸在台灯下泛着微光;最后一颗,是他从窗台花盆里随手捡的萤火虫幼虫茧,褐色,米粒大小,表面覆着一层极细的绒毛。
他把三颗东西并排放在掌心,轻轻合拢手指。
再摊开时,枸杞依然红,薄荷糖依旧亮,而那枚褐色的茧,在晨光熹微中,正悄然裂开一道细缝。
一道极细、极微弱,却确凿无疑的绿光,从缝隙里,缓缓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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