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视为维护道德秩序的正当手段。
几天后，一名高中女生在家属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报案。她说自己最近总感觉被人跟踪，尤其晚上回家时，总觉得楼道里有脚步声。起初以为是错觉，直到昨夜她在阳台晾衣服，回头瞬间看见对面居民楼五楼窗口闪过一道反光??那是镜头盖打开的光。
技术队迅速介入，果然在那户人家的空调外机夹缝中发现一台微型摄像机，内存卡中存储了超过两百段视频，时间最早可追溯至三个月前。房主是一名四十岁的单身男教师，平日沉默寡言，在学校口碑良好。被捕时他没有反抗，只是反复念叨：“我只是想看看……她们到底有多随便。”
李东亲自参与审讯。
“你认识这些女孩吗？”他指着投影幕布上的画面。
“不认识。”男人摇头，“但我看得出来。她们走路晃肩膀，裙子太短，笑得太大声。这不对。现在的女孩子，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你就拍下来？”
“不是为了看。”他抬起头，眼神认真得可怕，“是为了提醒。如果哪天她们出事了，我可以告诉她们家人??早警告过你们。”
李东看着这张平凡的脸，忽然感到一阵寒意。
这个人不是精神病患，也没有暴力前科。他是教师，是纳税人，是社区里按时交水电费的普通市民。可正是这种“正常”，让他更具危险性??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反而坚信自己清醒。
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李东在总结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 “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个别极端分子的存在，而是那种将偏执包装成正义、把侵犯美化为责任的思想正在悄然获得共鸣。当一个人开始认为‘我有权监视你’，那么下一步，就是‘我有权惩罚你’。”
一个月后，《公民隐私影像保护条例》正式通过市人大审议，成为全国首个针对偷拍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其中明确规定：任何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密空间影像采集均属违法，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全市公共场所增设一万两千个高清监控探头，并设立“隐私保护监督员”岗位，由社区推荐、公安培训上岗。
然而，李东清楚，法律只能划定底线，却无法根除土壤。
那些藏在窗帘后的镜头，也许会暂时消失，但只要还有人相信“她们活该被拍”，黑暗就会以新的形式重生。
某个深夜，他翻阅完最新一批举报线索，准备离开办公室。走廊尽头的洗手间里，传来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他停下脚步，轻轻推开门。
灯光昏黄，镜前站着一位年轻警员，正对着镜子调整胸前的纽扣式摄像头。
“你在干什么？”李东问。
那人猛地转身，脸色煞白：“李……李队，我……我只是……测试设备……”
“测试？”李东走近一步，“为什么对着镜子拍？为什么不直接连接电脑？”
警员低下头，声音颤抖：“我听说……有些同事会在执勤时录下嫌犯特征……我觉得……也许以后也能用上……”
李东盯着他看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明天去心理科做个评估。然后把设备交上来。”
回到家中，他站在自家阳台上，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
他知道，那名警员未必怀有恶意。他可能只是想更尽职一些，可能只是受到近期案件影响，产生了过度防范意识。
但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邪恶往往不披黑袍而来，它穿着制服，说着正义的话，打着保护的旗号，一步步侵蚀规则的边界。
他想起徐志国在狱中写的最后一句话：
> “当我第一次关上地窖的门，我也觉得自己在拯救她。”
第二天清晨，李东召集专案组全体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他没有开场白，直接将那份匿名信复印件投影到墙上，随后播放了警员在洗手间调试摄像头的监控录像。会议室一片寂静。
“我们抓了施害者，建立了制度，也出台了法律。”李东环视众人，“但我们忘了审视自己。执法者一旦陷入‘我比你更懂安全’的思维陷阱，就会不自觉地越过界限。这不是能力问题，是信仰问题。”
黄杨低声问：“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从今天起，所有一线人员佩戴的记录仪必须统一编号、定期上传云端，禁止私自拷贝或回放非办案相关影像。纪检组每周抽查十例执法记录，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过度拍摄、语言冒犯或越权行为。”李东顿了顿，“同时，启动‘透明盾牌’计划：每季度邀请市民代表参观办案流程，开放部分非涉密档案查阅权限，接受公众质询。”
有人提出异议：“万一信息泄露怎么办？”
“那就让它泄露。”李东语气坚定，“比起权力失控，我宁可承受一点质疑。真正的安全，不是靠封锁视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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